職場未來：你該如何適應變化
來 源：未知發表日期：2016-09-22
對于普通的求職者或者關心下一代人生計的父母們來說，當前的一些頭條新聞令他們倍感焦慮。上個月，***宣布將使用一項自動撰文服務來播報每年的一萬多項小聯盟棒球賽。無人駕駛的卡車將很快取代人工，使整個職業消失。新技術據稱將在相當多的領域掀起變革，法律、醫藥和金融服務也不例外。經濟中的人工成本和凈效應何在?美國進入了不可逆轉的失業時代嗎?
對職場未來的輿論很大程度上都不離一個敘述線條，即技術和全球化會搶走你的工作。但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管理學教授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認為，在這顯而易見的趨勢背后，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發揮影響。“如果我們要看對職場影響巨大的單個變革，我認為最大的是理念，從認為企業應對所有利益相關方負責到只對股東一方負責的理念轉變。”他補充道第二大轉變是中國的崛起和“全球增加大約5億的準技術勞動力”。十多年以前，沒人預見到這些變革會發生。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修·彼德維(Matthew Bidwell)認為這將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影響。“幾百年以前人們就說未來沒人去工作，機器會為我們做好一切，而這一天還沒有到來。首先，到目前為止，技術所創造的工作和取代的工作一樣多。”
他認為盡管這樣，大趨勢還是令人擔憂的，原因不在技術。他說，“美國和英國的工薪階層過去的三四十年的日子并不好過。最低工資和工會的消失是一個原因，技術是一個原因，全球化也是一個原因。總的來說，現代化并沒為許多人帶來好處，這就產生了英國退歐、特朗普競選總統這一系列事件。”
彼德維又說，這一轉變令人警醒，“因為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技術非常復雜，少數公司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技術。進入門檻相當高。我認為唯一的轉變只能是通過大規模的社會沖突。如果就業狀況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變化，我認為最害怕的局面是政治影響，很可能出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消失的工作
確定職場的未來本身一直是一類工作。作家馬丁·福特 (Martin Ford)認為人工智能將消滅許多職業，并建議實行基本收入保障。美國47%的就業人員的工作極有可能在未來二十年內自動化，這一預測源自2013年牛津大學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邁克·奧斯本(Michael A. Osborne)的研究“就業市場未來：工作受計算機化的影響有多大?”(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研究認為，除了大家通常認為的職業，“對判斷力要求低的職業也越來越受到計算機化的影響。對于很多這樣的工作，算法做出的中立決策比人工操作有明顯優勢。” 702項職業被這項研究列入其中。
那么像音樂和劇本創作這樣要求創造力的行業，以及新聞業這樣很大程度上需要戰略、智慧和直覺這些人類特質的工作呢?這些工作無疑是有保障的，對嗎?彼德維說并非如此。“回想過去三十年間技術取代的行業，你會看到新聞業和音樂首當其沖。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無限的傳播能力，市場是明星市場，少部分人賺大量的錢。客戶能夠獲取這些內容，但這些行業的員工待遇并不好。如果所有的臟活累活都被取代了，我們都能當醫生或是劇作家嗎?我很懷疑。”
進一步說，僅僅因為一項職業生產人們所喜好的產品或服務，或甚至對社會運轉必不可缺，不代表社會找到了為其從業人員的生存付賬的方式。
卡佩利說，我們總是認為我們處在職場巨大變革的風口。他說，“歷史告訴我們巨大變革不可阻擋但進程緩慢，原因不是單一的。目前關于職場未來的敘述都是以技術為主，但我們知道技術很少是帶來快速變革的原因。”依賴技術完成一項工作與技術會傳播甚至快速傳播的概念不一樣。
卡佩利又說，技術的影響被成本和復雜性所中和。例如，八十年代有報道稱VCR技術會取代傳統電視，因為此技術能夠拍攝然后在廣告之間播出。卡佩利指出，“即便這是可能的，也很難用，所以取代從未發生。基本的問題在于供應鏈的一端—雇主說，‘我們需要有這些技術的雇員，但我們不想為他們提供培訓。’供應鏈的另一端是找工作的人們。中間則是社區大學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將這些資源作匹配的是政府和當地的人力發展中介機構。”
變革可能緩慢，但不代表不會到來。在皮尤研究中心針對職場未來的研究調查(as part of a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中，近半數的受訪者預料未來機器人和數字化終端代替大量藍領和白領工作，“許多人表示擔心這會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大量人員快速失業，以及社會秩序的崩塌。”這項在2014年進行的調查并不代表一般雇員和管理者的意見，而是皮尤研究中心從互聯網專家中根據其以往針對互聯網未來的洞見所挑選的1896名專家的意見。
從樂觀方面來講，專家們認為盡管技術會取代部分工作，也同時會將我們從繁雜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創造新型的工作。但他們也認為一些高技能人才在新工作體系下如魚得水的同時，其他人會被迫走向低薪工作或永久失業的局面。研究最后表示，“我們的教育體系沒有讓我們對職場未來做好充分準備，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也不足以應對這些艱難決擇。”
縮小技能差距
對職場未來缺乏準備的社會是亞瑟·比爾格(Art Bilger)最關心的問題。這位風險投資家是謝爾特資本(Shelter Capital Partners)的創始合伙人，他成立了一個名為工作之國(WorkingNation)的宣傳小組來提升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比爾格通過這一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向人們敲響美國“大規模結構性失業”(mas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警鐘，這一失業是由于技術發展、全球化趨勢和人類壽命延長，以及教育體系未能與時俱進等眾多因素造成的。宣傳小組制作并發布簡短的視頻和紀錄片，呼吁社會必須采取更多行動來應對變革，并介紹那些找出解決方案的機構。
比爾格說，“我們歷史上從未經歷過這么劇烈的變革。變革涉及中產階級、富人以及窮人，這實實在在是美國社會的心 臟。如果我們不能采取恰當行動，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會受到影響。”
比爾格說圍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郎普(Donald J. Trump)和民主黨總統競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運動是對日漸加深的就業危機的反應。他說道，“我們相信運動的核心就是這些問題。我們不用看到五年以后，這個國家幾百萬的人現在就在承受痛苦，這明顯是痛苦的表現，而這些痛苦與經濟和就業相關。這以很多方式呈現，無論特郎普還是桑德斯的支持者最關心的都是這些問題。”
“工作之國”委托著名導演芭芭拉·柯柏(Barbara Kopple)制作一系列有關工作方式變革以及企業如何應對技能差距的影片。影片介紹的成功案例之一是一個叫上升之年(Year Up)的機構，這個位于波士頓的非營利組織在城市為低收入年輕人提供技能培訓、大學信貸、公司實習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其他吸引“工作之國”注意的項目還有社會創新大學(College for Social Innovation)，運營希望(Operation Hope)，美國志工團(Americorps)以及服務年聯盟(Service Year Alliance)。比爾格的小組打算做出一個“未來防御指數”來為這些組織所能幫助的人提供參考。
比爾格說，“我在短期內希望看到的是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討論，能讓普通美國人理解正在發生的變革，讓千千萬萬家長在餐桌上與他們的12歲孩子交談，了解未來就業趨勢和應對戰略。我想看到人們對此的廣泛討論。”
至于誰有責任讓就業人群對未來做好準備，比爾格說聯邦的政策會有幫助，但最佳解決辦法應該從草根中來，與他介紹的這些組織和企業合作。他說，“我著實認為企業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我認為他們確實負有責任。企業是對職場變化看得最清楚的群體。如果他們不能補上工作崗位的缺，當下就產生問題，他們有日常運營的切實需求。他們也有最多的資源。當你看看他們能運用的財務和人力資源，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新工作從哪里產生?
但留住雇員只是保持就業增長的一步。東北地區就業與培訓協會(North East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ssociation)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克林·拉露絲(Colleen LaRose)說，等式的另一邊還需要找到創造工作的方法。“由于歷史原因，勞動力體系與經濟發展體系分割開來了。他們在兩個不同的軌道運行，目前幾乎沒有協同工作。問題在于他們分別與雇主交涉，因此他們沒有共享信息。”
拉露絲說，例如，如果經濟發展一方了解到本地一家公司將開始對中國出口，經濟發展一方并沒有讓勞動力開發一方共享消息和建議新招聘的人員應當能說中文。同樣的道理，當勞動力體系與企業商談時，他們與企業談的是他們所“賣”的東西，比如為企業從就業受限人群中招聘所提供的稅收抵免。“但勞動力開發一方沒有利用與企業商談的寶貴時間談論企業的擴展、出口計劃等。如果他們碰巧了解到對經濟發展有利的信息，他們根本不會與經濟發展一方共享這一信息。”
經濟發展機構大量使用稅收優惠來從其他地區引入商機。她說，“很多時候這是一個零和游戲，因為當你從另一個地區招商時，那個地區會失去就業機會。必須找到制造實打實的新工作、可持續工作的雙贏方式。”
拉露絲認為經濟培植運動大有希望。在這一模式下，找出有潛力的次級企業(通常擁有10到99個雇員，年營業收入在一百萬到五千萬之間)并以多種形式為其提供幫助，使之成長上一個層級。拉露絲說，“如果一般一個企業能帶來五到六個新工作，這與能帶來2000個工作相比并不起眼，但這是新工作，而不是更換地域的工作，如果持續這么做，就會產生效果。”
1995到2013年間，盡管次級企業僅占美國企業的13%，卻創造了35%的工作和34%的銷售，這一數據來自上述觀點的倡導者愛德華勞威基金會(Edward Lowe Foundation)。
至于彼德維，他認為在工作性質變革大潮之下的好投資不是職業培訓，而是扎實良好的教育。他說，“人們對大學教育的慣有說法是有道理的。大量的讀和寫以及一定的數學，當需要適應性時，大學提供這個能力來吸收新類型的知識，但依賴這些基本的技能。學習一種焊接技術在五年后未必有用。”
彼德維說，目前的政治情緒并不愿意讓政府挑大頭來保證未來的就業，“但是市場已經明確表示可以支付一些人重金作為薪資，而只支付另一些人零星工資，因此市場本身并不會自動形成一個良性的社會。所以除非你允許政府干預，否則討論就無法繼續下去。”
平衡的恢復有賴于財富重新分配、增加教育和技術培訓的支出、提高最低工資以及其他提高低技能工人議價能力的手段。但彼德維說，“依我看來，這個國家的政治局面與會改善目前處境的狀態恰恰相反。”
卡佩利說，“總之，除了已經發生的變化之外，我沒有看到其他任何導向職場根本性變革的故事。已經在發生的是雇主繼續以各種方式不計后果地獲得廉價勞動力。我們已經看到50年代到80年代大企業模式發展的全部可能。接下來是什么?無法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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