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義論

七、正義與理智、良知

上文談到，孟子在《公孫丑上》篇所提出的是“仁→義→禮→智”的架構。這里，“智”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那里，這并不是唯一的問題結構，比如說，他還有這樣一種排列結構：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離婁上》)

這是“仁→義→智→禮”、而非“仁→義→禮→智”的問題結構(“樂”詳后論)。這表明，“智”在孟子正義論的問題結構中的位置是并不固定的。經過仔細的分析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問題結構：仁→利→知→義→智→禮。“利”這個環節，上文已討論。而“知”與“智”都包含在孟子的“智”概念中，如果我們加以仔細分辨，那么兩者的區別在于：“知”是指的一種正義直覺、即今天通常所謂“正義感”[15]，孟子謂之“良知”(“仁”是“良能”)，它是形成正義原則的前提;而“智”則是指的具體的制度規范設計中所需要的理智、智慮，它是直接指向禮制設計的。孟子之所以沒有給“智”一個固定的位置，就是因為他并沒有在字面上區分“知”與“智”(孟子只是在語法功能上加以區分，作動詞時多作“知”，做名詞或形容詞時多作“智”)。分別討論如下：

1、知——正義直覺、正義感或良知

所謂“正義感”其實是一種“良知”。孟子指出：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

自然地愛親敬親、愛兄敬兄，這是良能;自然地知道愛親敬親、知道愛兄敬兄，這是良知。顯然，良知是對良能的直覺。為此，我們可以再對孟子這段話作一番分析：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本源情感，亦即良能;沒有這些情感，便不成其為人，也就是說，人乃是由這些情感規定的，這些情感是人的存在的先行條件;但現實中的人未必總是知道這一點，亦即未必有良知(孟子謂之“茅塞”)，所以孟子才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這種“自賊”是一種“心中賊”，所以后來王陽明才提出“破心中賊”，為此而提出“致良知”。但“致良知”而獲得正義感，這并不是理智的事情，不是知識可以給予的，因為良知乃是一種直覺、“本質直觀”。對這種正義感的“擴而充之”，意味著將這種直覺的正義感轉化為一種理性的正義原則。這就是說，正義感作為直覺性的良知之“知”，乃是由仁到義之間的一個轉樞。孟子又說：

……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

這就是說，正義感作為好義之心，正猶如愛美之心，乃是一種類似本能一般的直覺。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是非之心”，其實是從良能到良知的一個轉樞：是非之心與惻隱、羞惡、辭讓之心相并列，表明這是一種良能情感;然而它處在情感系列的最后一個環節上，而且“是非”當然已經意味著一種判斷。這就是說，良知其實也是一種良能，然而卻是一種特殊的良能，即能直覺地、直截了當地判斷是非。總之，良知這種良能源于情感、源于生活，它是關于行為、事物的正當性、適宜性的一種直覺判斷。這一點當然同樣適用于對于制度規范的直覺判斷。對此良知的“擴而充之”，即其自覺化、原則化、規范化、制度化，完成“義→禮”結構，于是“足以事父母”、“足以保四海”。

這種內在正義感的外在表現，孟子稱之為“氣”。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氣”是一個蘊涵非常豐富的觀念，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直覺的一種表現。文學中的“氣”主要是美的直覺的一種表現，而正義理論中的“氣”則主要是“義”的直覺、即正義感的一種表現。所以，周振甫先生曾經指出：孟子“所說的養氣就是培養一種正義感”[16]。按照孟子的說法：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關于這種“氣”的一些特征、其與“仁”和“義”及“禮”的關系，《禮記·樂記》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孟子之所以說它是“難言”的，是因為正義感及其“氣”的表現不是思慮、“助長”的結果，不是知識可以把握的，而是一種直覺的結果。這種“氣”是“集義所生”并且“配義”，其實也就是說：這種“氣”是由正義感生發出來的——有“正義”感，才會有“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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