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義論
過去對于孟子的“性”本體論，存在著兩個最大的誤解：其一是以為“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其實未必;[5] 其二是以為孟子的本體論是先驗本體論，其實不然。孟子雖然說過“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盡心上》)、“此天之所與我者”(《告子上》)，但這乃是出于原創時代建構形而上學的需要;事實上，孟子認為這個本體需要“先立乎其大者”(《告子上》)，即：德性作為“大者”亦即“形而上者”，是有待于“立”起來的，這區別于秦漢以后的儒學形而上學，后者直接先驗地設定了德性本體。那么，“性”本體是如何“立”起來的呢?上引孟子那段話其實已有答案：“四端”情感猶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必須“擴而充之”，才能確立“四德”這種德性本體。具體說來，“四德”性體是淵源于“四端”情感的，這種淵源關系如下：
仁愛 ----→ 正義 ----→ 禮法 ----→ 智慧
↑ ↑ ↑ ↑
惻隱情感 → 羞惡情感 → 辭讓情感 → 是非情感
↑ ↑ ↑ ↑
←——————— 生活情境 ———————→
進一步說，四端情感是淵源于生活情境的。所以，孟子首先給出了一種生活情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正是在這種生活情境中，“怵惕惻隱”的情感顯現出來。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并不是一個認識論事件，甚至也不是一個價值論事件，所以孟子才特別講“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是一種本源性的“情境存在論”的“事情”，這里，“事”與“情”是一回事，生活情境與生活情感是一回事。總之，一切皆追溯到生活淵源。這一點對于理解孟子正義論、中國正義論來說是尤其要緊的。
二、正義與禮制
在儒家話語中，制度規范謂之“禮”，正義原則謂之“義”。孟子正義論所探究的，首先就是禮與義之間、亦即制度規范與正義原則之間的關系。
所謂“禮”，主要就是指的制度規范。各種各樣的“禮儀”，都是“禮制”的表現形式，這種禮制的實質乃是社會關系結構、亦即“人倫”的規范化、制度化。這里涉及到“禮”的三個層次：(一)禮儀(the ceremony of rites)，即制度規范的外在表現，例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盡心下》)。(二)禮制(the institution of rites)，即制度規范的實體本身，例如“經界既正，分田制祿”(《滕文公上》)，“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盡心下》)。就“禮”本身的實質而論，它就是指的禮制、亦即制度規范。(三)禮義(the justice of
rites)，即制度規范的內在根據、亦即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例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6] 由于義是直接為禮奠基的，這種“義”也稱做“禮義”。古有“禮義”之說，孟子亦然，都有兩種用法，需要辨析：一種用法是說的“禮與義”;另一種用法則是說的“禮之義”。孟子更多地是說的后者、即禮之義，也就是這里所說的為禮奠基的義。例如：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萬盅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盅于我何加焉?(《告子上》)
這里孟子是在談“舍生取義”問題，而不是談“禮”的問題，但孟子稱之為“禮義”，顯然是“禮之義”的意思。所謂“禮之義”，就是制度規范(禮)的建構所依據的正義原則(義)。
孟子所說的正義之“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用法，需要我們在上下文的語境中仔細辨析，這是中國傳統訓詁“字不離句”的原則方法。如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上》)似乎“仁”僅僅指事親的行為規范，“義”僅僅指從兄的行為規范。然而事實上，在孟子那里，廣義的“仁”遠不僅僅意味著“事親”，而是泛指所有仁愛情感;廣義的“義”也不僅僅意味著“從兄”，而是泛指所有正義行為。一般來說，人們根據正義原則(禮義)來建構制度規范(禮制)，這種制度規范表現為一套儀軌(禮儀)。
這種制度規范涉及生存秩序的方方面面，諸如“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告子下》)。例如我們所見的《周禮》，那就是一整套制度設計。孟子引子貢之說：“見其禮而知其政。”(《公孫丑上》)這里的禮指政治方面的行政制度。引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滕文公上》)這里的禮指事親的行為規范。孟子曾經談到“禮”之為“制”，“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進而談到具體的田賦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談到學校制度：“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均見《滕文公上》)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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