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左曉蕾：監管機制沒必要大動干戈

作 者：左曉蕾 來 源：未知發表日期：2017-07-14

    當下尤須澄清那些對金融監管的模糊認識

    那種認為審慎監管“限制”了金融市場的“市場化”發展的觀點，把“金融市場”與市場經濟的“市場化”混為一談，模糊了金融市場的高風險和非理性特征，對審慎監管的制度性建設非常不利。歐美國家的經歷證明，混業經營有脫實向虛、推動金融資本追求高利潤兩大弊端。金融創新行為不能等同于新科技。衡量金融創新，更重要的是要界定其是否能真正推動金融市場進步，有利于金融市場更好地為經濟服務，有利于更好地維護金融市場的“三公”秩序。

　　我國正在全力探索金融監管的新機制、新規則，金融行為的新規范。筆者認為，要把我國金融市場過去扭曲的秩序轉變過來，當下尤其需要澄清一些對金融監管的模糊認識，強調和明確相應的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這對有效的制度建設非常必要。說到底，新機制、新規則、新規范只能通過制度建設來建立和完善，而相應的制度建設必須建立在基本、正確的假設和原理基礎上。

　　首先，有效的金融監管機制的制度建設要基于對未來金融市場經營模式發展的合理定位。環視全球，金融市場的經營模式一般是兩類，分業經營或混業經營。發達金融市場幾經分合，其經營模式的變化與現代金融脫實向虛乃至危機爆發被迫調整的過程有密切關系。美國金融市場經營模式的變遷較有代表性。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金融市場爆發危機是導火線。由危機反思催生的證券法規和配套的證券監管機制，確認了分業經營的基本模式，美聯儲監管商業銀行，新設立的證券監管委員會監管投資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監管框架也被制度性確認。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金融脫實向虛，虛擬價值膨脹。銀行保險為爭奪證券市場的高泡沫利潤，在市場上采取收購兼并的方式，打破了分業經營的規定，再度開始混業經營。混業經營是金融脫實向虛的產物，終于釀成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反思2008年危機，通過了主要思路是限制脫實向虛的影子銀行業務、表外業務和高風險的衍生工具的交易活動，也變相削弱混業經營規模的《多德—弗爾德曼法案》。不過，盡管美國金融市場分分合合，美聯儲和證券監管委員會之間以功能監管分工的監管機制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經歷了2008年危機后的美國管理層認為，危機爆發并非監管機制的問題，對金融風險認識上的淡化導致監管放松才是主因。

　　他山之石，引以為鑒。歐美國家的經歷證明，混業經營有兩大弊端。一是脫實向虛，違背了金融市場起始于為優化對實體經濟配置資源而得以發展的初衷。二是推動金融資本追求高利潤，致使金融市場不斷爆發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金融危機，重創實體經濟，在全球化的大勢下極大地傷害了世界其他國家。基于此，我國一直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基本定位，未來金融市場的經營模式以分業經營更為合適。各類金融機構各司其職，在各自領域推進更專業的創新發展，必要的跨領域合作，也應基于有利于對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和金融風險的防范，更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

　　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以為監管機制沒有必要大動干戈，推倒重來建立大監管概念下的綜合監管新平臺。當然，轉變監管理念，強化各金融監管機構的功能監管能力和意識，加大信息化、大數據分析等新的技術參與金融監管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并建立監管問責機制，是很有必要的。央行是貨幣管理機構，適當加大其在金融監管機制中通過流動性調整協調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保持金融體系穩定的協調職能也是很有必要的。反思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央行的貨幣政策，不能被各種貪婪的逐利行為對流動性的需求所挾持，否則央行不但不能穩定金融，反而還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助推者。現在建立監管機制，先得確定未來以分業經營為主的模式，兼顧經營模式跨界風險，改變“機構監管”的定位，強化“功能監管”，分業監管部門加上貨幣管控部門的流動性協調，當能提升監管機制的有效性。

　　其次，審慎監管的規則的制度建設應基于金融市場呈現的非市場經濟的非理性特征。現在有不少不認同對金融審慎監管的聲音，認為審慎監管“限制”了金融市場的“市場化”發展，對審慎監管的制度性建設非常不利。這種觀點把“金融市場”與市場經濟的“市場化”混為一談，模糊了金融市場的高風險和非理性特征。

　　金融“市場”與“市場”經濟的市場不是一個概念。市場經濟假設與金融市場的假設是不一樣的。市場經濟假設經濟人的決策是理性的，對經濟態勢有“理性預期”。但對金融市場的假設，參與者決策是非理性的，所謂羊群效應、逢新必打、追漲殺跌等行為是主要的方面。市場經濟下的價格由供求調節的重要約束條件是效用最大化，而現代金融脫實向虛，虛擬金融市場的目標是賺錢。賺錢是欲望，而欲望沒有上限。因此，高風險是金融行為最重要的特征。審慎監管機制的制度性建設，必須明辨金融市場與市場經濟的本質性不同，堅定不移地嚴格監管機制建設。

　　資本流動監管制度也得建立在對各類資本屬性的準確認識的基礎上，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與直接投資資本的直接流動的概念不能混淆。“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是金融資本全球化，以“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名義，把金融資本等同于直接投資資本推動金融資本全球自由流動。實際上，在理論上金融資本自由流動能否提升流入國與流出國的福利并沒有得到證明。在實踐中，當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入，往往引發流入國通脹、資產價格泡沫，當大規模流出時，引發金融危機。所以，資本項目下的開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三，金融行為更嚴格的規范制度建設應建立在金融活動有利于金融市場發展的基本要求之上，基于金融市場“三公”秩序必須得到堅決維護的基礎之上。對金融市場自利行為產生的自身獲益、他人受害，市場和公眾利益受損的外部效應，理應有嚴格規范和管理。比如虛假信息包裝欺詐上市，企業圈錢，讓投資人遭受損害的行為；虛假重組，推動股價上漲，套利退出，致使不知情者被套的行為；推動被投資公司快速上市退出套利的行為；操縱價格投機套利的行為，等等。一些過去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行為，要從嚴重破壞“三公”秩序，危害金融市場的高度去重新評估，并實行嚴格的制度性規范。

　　金融創新行為不能等同于新科技，并非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公平、公正的競爭，比如高頻交易、CDS的金融保險概念、非對沖意義上的買空賣空、高杠桿二級市場的交易行為，等等。衡量金融創新，更重要的是要界定其是否能真正推動金融市場進步，有利于金融市場更好地為經濟服務，有利于更好地維護金融市場的“三公”秩序。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