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法院，讓公平正義觸手可及
作 者：徐雋 來 源：人民日報發表日期：2018-01-31
杭州互聯網法院運行近半年，一審服判息訴率達98.5%，平均審理天數48天。
走進互聯網法院，處處可見互聯網元素：在線咨詢機可以實時聯通法官、導訴臺前自助設備能幫助當事人掃描各類材料、法庭內法官能通過大屏幕和遠方的當事人在線開庭……
線上庭審平均用時28分鐘
2017年12月19日，備受關注的“浙廣集團”起訴“咪咕視訊”“咪咕文化”侵犯《奔跑吧兄弟（第三季）》信息網絡傳播權案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宣判。與其他法院相比，宣判現場的布置很特別。法庭里沒有原被告席，合議庭法官面對的是一塊大屏幕，原被告雙方當事人分坐在各自的電腦前。
此前，杭州互聯網法院通過在線庭前會議的方式提前梳理案件證據、歸納爭議焦點、確定無爭議事實，將疑難復雜案件的開庭審理簡單化，通過在線庭審的方式完成了案件開庭審理。
這是杭州互聯網法院正式揭牌成立以來所審理案件的一個縮影。自2017年5月1日試點開始至2017年12月31日，杭州互聯網法院累計立案受理4825件，審結3422件，網上立案率85%，一審服判息訴率達98.5%，平均審理天數48天。
“我們做過統計，線上審理平均審理天數是32天，線下審理平均審理天數是61天。線上庭審平均用時28分鐘，其中62.35%的線上庭審平均用時才17分鐘，線下庭審平均用時68分鐘。總體上，線上審理模式大大提升了審判效能。”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杜前說。
在杭州互聯網法院，起訴、立案、送達、舉證、開庭、裁判，每個環節全流程在線，訴訟參與人的任何訴訟步驟即時連續記錄留痕，當事人可以“零在途時間”“零差旅費用支出”完成訴訟。
“有人曾說，律師不是在開庭，就是在開庭的路上，飽嘗舟車勞頓之苦。但現在，案件到了杭州互聯網法院，坐在家里或者律所就能參加庭審。訴訟平臺廣泛植入了智能應用，當事人信息分秒可查，一鍵引入網上交易過程及表單數據證據，法律案例智能推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盈科律師事務所杭州分所律師吳旭華說，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案件全程留痕，隨時可查，不用擔心“托關系”“走后門”的事情發生。掏出手機即可觀看庭審直播，案件審判接受全民的監督，所有人都可以“挑刺”。
“這是以司法自信提升司法公信的表現，杭州互聯網法院不僅讓正義不會缺席，而且還觸手可及。”吳旭華說。
打通時空阻隔，實現司法便民
“網上糾紛網上審”“在互聯網解決互聯網糾紛”是杭州互聯網法院的定位，也是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時代的體現。
隨著互聯網深入千家萬戶、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網糾紛越來越多。傳統司法模式下，當事人打官司需要多次跑法院，有的還要到外地起訴、應訴，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難怪有人感慨“惹上官司，不得安生”。有的人即使贏了官司也不滿意，原因就在于打官司要背負沉重的訴累。
數據顯示，杭州互聯網法院收案量占前三位的案件分別是：互聯網購物產品責任糾紛、互聯網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互聯網購物合同糾紛。當事人起訴金額在3萬元以下的占八成以上。
“與傳統民事糾紛相比，互聯網上的糾紛更具特殊性：當事雙方往往不在一個城市，甚至相隔千萬里，有的互聯網企業每年花費大量差旅費到各地應訴，來回奔波打官司費時費力，付出往往比收獲多。”杜前說。
杭州互聯網法院曾審理這樣一起案件：原告樊某在被告鄭某開設的網店中購買了15盒面膜，但家人和親友使用后出現皮膚過敏癥狀。樊某認為該產品為進口產品，但無進口檢驗檢疫合格證明、無進口特殊用途化妝品批文、在大陸無總代理商或進口商，屬于“三無產品”，起訴到法院要求被告退還貨款1270元，并支付10倍賠償金12700元。
該案中，被告鄭某為臺灣籍，實際居住地在臺灣，貨物由臺灣發出。在征得鄭某同意后，杭州互聯網法院在線上開庭審理了此案。庭后雙方和解，原告撤訴。
“按照傳統模式審理，橫跨海峽兩岸的訴訟，不知要在送達、庭審等方面花多少時間精力，為訴訟花費的開支遠超訴請的1萬多元。”當事人樊某說。
互聯網領域的案件，大量證據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在網上呈現更方便、直觀。杭州互聯網法院對接電商平臺的交易數據，方便將當事人的交易數據直接導入訴訟平臺作為證據使用。智能推送系統向當事人推送類似案件，輔助當事人形成對自己案件結果的合法合理預判，減少心理落差。進入平臺后，當事人點點鼠標、勾勾選項，就能完成起訴、調解、庭審等全部訴訟過程，不僅便捷高效，而且安全智能。
集合“智慧法院”建設最新成果
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被業界視為處理“職業索賠人”問題的經典案例。
原告李某從被告郝某的淘寶店鋪分別購買貴州茅臺飛天53度醬香型白酒2箱和3箱，分別支付價款9000元和13500元。庭審中，原告主張案涉產品為假冒品牌，并當庭要求對案涉產品進行鑒定。
法官通過大數據查找關聯案件，發現原告李某又在其他淘寶店鋪購買與該案相同的產品30瓶，支付價款1.9萬元，并以相同的理由訴至法院。
通過大數據分析，法官認為，李某購買的涉案產品時間過短、數量過多，購買的是不合理低價的商品，綜合判斷李某購買涉案產品的目的并非為了生活消費需要，而是純粹以牟利為目的，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不適用只對消費者適用的懲罰性賠償。
在杭州互聯網法院，集合了“智慧法院”建設的最新成果。“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方式高效查明事實，智能化工具可以減輕法官的機械作業和重復性勞動，提升辦案效率。”法官黃忻說。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第一個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還肩負著“試驗田”的重任。
在黃忻看來，互聯網審案，對于簡易案件，個案投入時間短了但辦案質量更高、差錯更少。法官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疑難復雜案件的審理，更有尊榮感。涉網審判的專業化，法官可以加強對疑難復雜、新類型涉網案件的專門審理和對涉網糾紛的大數據分析研究，有助于法官通過裁判豐富和完善涉網程序及實體規則，強化了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司法引導。
“我們將設計一整套適應互聯網模式的司法規則和訴訟流程，幫助老百姓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發生在互聯網上的新型糾紛；對網絡平臺制定自治性規則進行規范化指引，整合、創設適應互聯網發展的訴訟規則，防范化解網上各類交易的法律風險，凈化網絡空間，降低網上維權成本；對現有訴訟進行全流程再造，制定一套標準化、結構化的新型互聯網審判方式，為全國法院互聯網審判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杜前說。
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成立，是司法領域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并非終點。運行5個月的經驗表明，把握時代的脈搏，切中群眾的需求，適應中國的國情，司法領域標志性的新事物就會越來越多，司法服務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就能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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