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講話論對輿論監督“時度效”的把握
作 者：李正善 來 源：西部學刊發表日期：2016-09-27
編者按：當違法亂象、違規經營以及偽劣產品在眼前屢屢冒出、相繼晃動時，人們哀嘆痛惜監督職能的“天缺一角”。欣喜的是，新聞媒體中有一些佼佼者不懼風險、挺身而出，履行著輿論監督的責任擔當。西安《華商報》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名副其實。多年來，該報對于輿論監督，從亂象發現、及時跟蹤、深入調查、真相晾出、原由細究、責任追尋、矛盾化解、問題解決直到引發社會反思、提出制度建議等等，做到了輿論監督與輿論引導的有機結合，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新聞報道機制，構建了相對完善的輿論監督模式，得到社會好評，在輿論監督與輿論引導的有機結合方面，有一定的標桿意義。鑒于此，我們特邀《華商報》主任記者李正善結合他在該報從事輿論監督的經歷撰寫此文。李正善曾參與洛陽大火、廣西南丹礦難、張君搶劫團伙審判、胡萬林非法行醫案件審判等國內重大新聞事件的采訪；曾組織和采寫陜北鄉村高利貸、山西繁峙礦難、西安寶馬彩票案、西安兒童醫院醫生收紅包被抓、鄉村教育調查報告、富平醫生販嬰案等重大輿論監督性報道，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反響。為此，他獲中國新聞獎兩次，中國新聞獎提名獎兩次，獲陜西新聞獎等60余次；其中獲陜西新聞獎二等獎的《試論輿論監督報道的平衡原則》、入選香港大學新聞教材的《延安夫妻看黃碟被抓報道引發公權力與私權利邊界之爭》，則是他眾多論文與專著中輿論監督方面所探討的得力之作。而在下面所發之文，又是他對輿論監督不斷探索的自然延伸。
摘要：本文對于如何走出新聞輿論監督的思想誤區、明確新聞輿論監督的重點、明確新聞輿論監督的原則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并就如何破題提出相應的思路。
關鍵詞：習近平；新聞輿論監督；批評性報道；時度效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38-03
新聞輿論監督，是黨和政府新聞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更是一門藝術。運用得好，能起到化解矛盾、促進工作、團結鼓勁的效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2月召開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時指出：“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做好正面宣傳，要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要根據事實來描述事實，既準確報道個別事實，又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同時發表批評性報道要事實準確、分析客觀。隨著形勢發展，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要推動融合發展，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要抓住時機、把握節奏、講究策略，從時度效著力，體現時度效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闡述，可以說是新聞輿論監督的綱領。個人認為，這些要求和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尊重新聞規律，走出輿論監督的思想誤區
每一項重大的突發事件，其實都是考驗各級干部的時刻，其中的重要一項就是“輿情”。輿情熱烈，說明廣大人民群眾對事件的關注度高。關注度高，就更需要相關當事部門快速處置，及時回應。從當下來看，一些地方的黨政部門在應對輿情時，較大面積地存在推、拖、等、靠等懶政現象，不到萬不得已，遲遲不見動彈，從而導致群情激奮、路人指責。由此，輿論引導就成為重要的一項工作。既講究技術，也講究藝術。輿論引導得當與否，經常影響一地、一部門乃至全局的工作和形象。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認識到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要性，了解新聞輿論監督的規律，掌握應對輿情的藝術，提高應對輿情的水平。
新聞輿論監督，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它代表著民情民意，對社會發展有著很強的引導和制約作用。同時又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它將真善美捧上道德的圣壇，引導人們敬慕效仿；它將假丑惡暴曬在陽光下，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道德審判。因而，就有了“不怕通報，只怕見報”之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輿論監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沖破了“報喜不報憂”的桎梏，打破了“汽車司機售貨員，城管市容和攤販”的層次，改變了結案以后再公開報道的模式。特別是互聯網和微時代的到來，新聞輿論監督在及時性、廣度、深度、力度等方面都有了巨大進步。但是，從目前應對輿情和新聞輿論監督開展的現狀及效果看，新聞輿論監督還存在著幾個難點。
（一）對輿論監督的認識上存在誤區
長期以來，不少領導干部習慣于把輿論監督報道叫做負面報道，直至現在這種偏頗看法在他們之中甚至包括普通行政干部在內依然沒有消弭。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說過，“說我們的不好就是負面消息嗎？不是。判定報道的正面負面問題，應該從是否有利于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來考慮。”（據潘多拉雜文《負面報道之說該壽終正寢了》）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同志到中央電視臺考察工作，在同《焦點訪談》節目記者編輯座談時指出：“大部分節目以宣傳成績為主，有這么一兩個節目來指出前進過程中的問題，動員全黨的力量去解決它，這樣做的效果比單純宣傳成績好得多。沒有這樣的節目，群眾的聲音反映不出來，那還有什么民主？還有什么監督？現在,《焦點訪談》以它的工作成績和實際效果，證明全國人民都接受了這個節目。并不是因為它開展了批評，報道了問題，大家就垂頭喪氣，而是從中接受批評，改進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堅定了斗志。”（《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三卷132頁）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年初在講話中強調得更加明確，“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同時發表批評性報道要事實準確、分析客觀。”
從現實中諸多事實來看，輿論監督正好起到了針砭時弊、激濁揚清、促進問題合理解決與順利解決的作用，是醫治社會頑疾的良醫妙丹。可見，無論權威論述，還是社會效益，都無可辯駁地證明，把輿論監督報道叫做負面報道，是步入了認識的誤區。
（二）具體做法上不到位
第一，監督對象不到位。有很多還處于隨心所欲、自我放任的監督盲區，沒有納入監督視野。
第二，監督體制不到位。經常出現“樂于監督外地，很少監督本地”的“燈下黑”現象；經常出現“樂于監督基層，很少監督中上層”的現象。
第三，監督效果不到位。習總書記指出，“隨著形勢發展，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要推動融合發展，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要抓住時機、把握節奏、講究策略，從時度效著力，體現時度效要求。”
從目前的現狀看，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體制還不健全，互聯網陣地的優勢沒有利用好，離時代賦予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使命還有較大距離。
二、明確新聞輿論監督的重點
一是新聞輿論監督對于政府的重點，是監督政府依法執政中存在的重大決策失誤、重大決策程序失誤和重大決策盲點失誤。
全國著名風景旅游區云南大理洱海公園里，有一顆鑲嵌在洱海南岸的明珠——情人湖。但是，隨著“洱海天域”項目的開發，情人湖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樓房，以“情人湖上的觀海別墅”高價出售。
2010年4月，國內多家新聞媒體對于這一明顯的反常現象，對于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決策失誤予以報道。報道引起社會的重視，經當地檢察機關介入調查，確認原州長助理郭寶峻同開發商勾結，將27畝項目用地改變為綜合用地，騙取政府補償金2000萬元，擅自變更項目設計規劃，將分體式產權式酒店項目，變更為別墅式商品房開發，違反協議多占了情人湖地域面積，最終使情人湖遭受永久性破壞。該市市長段力、副市長方云、州長助理郭宏峻等均收受開發商陳白賄賂，均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處理。此事的依法處理，顯示出新聞輿論監督政府決策失誤的必要和作用。
二是新聞輿論監督對于公權部門的重點，是監督公權部門在執法中，存在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刑訊逼供、貪污受賄、內外勾結、以黑制黑、吃拿卡要、傷害公民人身安全、侵害公民財產等違法犯罪行為。
監督公權部門依法執法行政、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的報道，典型的除了《南方都市報》報道的大學生孫志剛案等案例外，《華商報》報道的所謂的“延安夫妻看黃碟案”，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02年8月18日晚，陜西延安市寶塔區一村民張某和妻子李某在家看“黃碟”，之后張某被突然闖入的萬花派出所民警帶走。10月21日，張某被延安市寶塔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事經《華商報》持續報道，在全國新聞界、法律界引發了一場關于“公權力與私權利邊界問題”的大討論。當年12月5日，張某被解除取保候審，寶塔公安分局也撤銷了此案。這些報道為促進執法機關改進作風，公正執法，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健全司法制度，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是新聞輿論監督對于官員個人的重點，是監督鄉鎮、部局以上黨政領導干部，監督掌管人權、財權、物權的干部和掌握審批、審計、監督權的干部，監督獨立核算的國有事企業單位的決策層領導干部，監督獨立核算的國有事企業單位掌管人權、財權和物權的干部的違法從政行為，監督官員貪污腐敗，瀆職亂為和不作為行為。
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在公開會議場合抽著1500元一條的“九五至尊”香煙，戴著數萬元的名表。這些，均與其正當收入明顯不符。兩張照片被網絡媒體曝光后，引起紀檢部門和檢察機關重視。2009年2月13日，周久耕被“雙開”。2009年12月3日，周久耕因受賄120萬元，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
黨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加強，黨中央查處了一大批腐敗貪污的“老虎”，新聞輿論監督官員違法從政和貪污腐敗，也成為一種趨勢。新聞輿論監督官員，已成為反腐斗爭的一個重要陣地。
三、明確新聞輿論監督的原則
（一）制定科學規范的新聞輿論監督制度，明確積極慎重、區別對待的原則
多年來，新聞媒體主管部門，對新聞輿論監督制訂了內容眾多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同地域差異很大、內容不一，有的明顯過時，有的不合時宜，有的空洞無物，形同虛設；有的隨意性強，無法執行。
2016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中要求，把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運用主要新聞媒體及時發布信息，解讀政策，引領社會輿論，提高宣傳引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對于諸如云南大理洱海公園情人湖被毀那樣的政府的決策失誤、決策程序失誤和決策盲點失誤的類似問題，一般應該公開報道，引起社會重視，各方關注。積極進行新聞輿論監督，監督促進政府盡快糾正失誤，減少損失，汲取教訓，改進工作，進而防止或減少決策失誤、決策程序失誤和決策盲點失誤的再度發生。
對于“佘祥林”那樣的公權部門執法犯法的典型案件，對于冤假錯案，對于公權部門腐敗案件。新聞媒體應該予以披露，積極進行新聞輿論監督，監督促進公權部門冤案必平、假案必翻、錯案必糾、腐敗必反、失誤必改。盡快減輕危害，挽回不良影響。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樹立公權部門的權威，維護公權部門的聲譽。
對于像周久耕那一類證據確鑿的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新聞媒體應該予以曝光，積極進行新聞輿論監督，引起紀檢部門和檢察機關的重視，及時介入調查處理，及時懲治腐敗分子，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深入發展。
對于政府應急的重大決策、社會爭議較大的決策、利害得失一時很難判定的決策，新聞媒體要慎重介入，慎重監督，慎重發稿，防止新聞輿論監督不當引發政府運作紊亂。
對于公權部門因不當執法等原因引發的惡性事件、群體事件、重大事件，新聞媒體要發聲，但應認真待之，細心為之，慎重處之，防止報道失誤造成的負面效果。
（二）制定科學規范的新聞輿論監督制度，要明確內外有別、穩步推進的原則
對于省、市人民政府一般的決策失誤、一般的決策程序失誤和一般的決策盲點失誤，對于區縣人民政府的決策失誤、決策程序失誤和決策盲點失誤，建議允許新聞媒體公開發稿進行輿論監督，引起政府重視，盡快糾正失誤，減少損失，挽回影響。
對于省、市人民政府事關社會穩定的決策，應對突發災難、突發事件而采取的緊急決策，如有失誤偏頗之處，新聞媒體不宜公開發稿，應該采用向當事政府和上一級政府發內參稿的方式，進行新聞輿論監督。
1983年7月，陜西省安康地區發生洪災，一夜之間沖毀老城，死亡870人，直接經濟損失4.2億元，相當于安康地區“七?五”期間財政收入的總和。《陜西日報》記者現場調查，采寫發出了《安康地委在洪災面前潰不成軍》的內參稿件，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視，導致安康地委領導班子“大換血”。
（三）要講求新聞輿論監督的“時效度”，把握適當的發稿時機、幅度和頻率，避免盲目炒作“刮陣風”
對于省管、市管、區縣管理的領導干部，如有確鑿證據證實有貪污腐敗等違法從政問題的，建議允許新聞媒體公開發稿進行新聞輿論監督，督促黨政部門、紀檢、檢察機關盡快介入，盡快立案，盡快處理，盡快懲治腐敗分子，教育領導干部身體力行廉政勤政，推進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對于暴富惡人組織黑惡勢力稱霸一方等違法犯罪證據確鑿的，允許新聞媒體公開報道，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提示督促公檢法部門及早介入，及早立案懲處。
把握適當的發稿時機、幅度和頻率，目的在于提高懲治腐敗新聞輿論監督的藝術，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
（四）制定科學規范的新聞輿論監督制度，要明確遵紀守法、監督新聞媒體的原則
監督不錯位，促進不促退。幫忙不添亂，有為不亂為，是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真諦。
新聞記者要遵守《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特別是在互聯網和微博微信盛行的“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新聞輿論監督不能成為個別新聞記者宣泄私憤的途徑，更不能成為個別記者謀取私利的工具，糾正新聞輿論監督中的缺位、失位、錯位和越位現象。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采用法律允許的方式，對監督對象進行新聞輿論監督。同時，自覺接受新聞工作者協會、黨委職能部門和讀者、聽眾、觀眾的監督，確保新聞輿論監督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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