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對話攻防陣地轉移 金融改革成新博弈點
作 者：辛靈 艾松 陳芳 來 源： 南方都市報發表日期：2013-07-11
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本輪對話是兩國政府換屆后首次對話，主題為“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全面互利中美經濟伙伴關系”。
“這次對話的成功將充實兩國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其最核心特點就是互利共贏，美中兩國會避免現存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固有矛盾，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中美關系史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陶文釗告訴南都記者。
經貿關系被視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此次對話經濟議題豐富，但接受南都記者采訪的多數人認為對話更多是談原則性內容，不會對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投資障礙等給出實質解決方案。“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時，奧巴馬總統曾親口承諾將放寬對華民用高新技術的出口管制，希望美國能做到一諾千金，解除對中國的民用技術出口限制。”清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檢表示。
討論三大議題
此次對話的關注點之一是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該概念去年2月由中國提出，并在今年的習奧會上得到了美國的積極回應。“而這次對話的成功將充實兩國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其最核心特點就是互利共贏，美中兩國會避免現存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固有矛盾，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中美關系史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陶文釗告訴南都記者。
在中國外交部此前的吹風會上，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說，在經濟方面雙方將討論三大議題：一是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主要包括促進開放的貿易與投資，深化貿易投資領域的國際規制合作，通過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創新等內容。二是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衡發展。主要包括中美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各自結構改革過程中探索新的合作契機，如基礎設施融資合作、通過財稅和信貸政策支持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發展等，以及全球經濟發展與合作等議題。三是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主要包括中美兩國金融監管改革和加強金融跨境監管合作等議題。
“中美經貿關系作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壓艙石，承擔著重大的責任。”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認為，中美經濟合作共贏的前景和空間本不可限量，但在雙邊貿易規模已高達5000多億美元、經濟高度依賴的同時，中美經貿沖突不斷，亟須解決。
對此，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王孜弘接受南都記者采訪認為，為期兩天的對話預計將很難談出解決方案，更大的可能是將之前已經談妥的合作協議在此時簽訂，“對話的平臺或框架本身不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談一些原則性東西。”
中美投資協定障礙重重
就第一大經濟議題“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而言，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已經舉行了九輪，但至今尚無實質進展。鑒于中歐已就投資協定談判達成共識，那么本次中美對話能否達成共識呢？
“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有些障礙存在時間較長，克服起來比較困難，技術性談判很難解決，需要政治意愿和決心才能推動。該進程肯定會繼續往前走，但通過這次對話就想實現突破有一定困難。”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接受南都記者采訪認為，涉及談判的具體內容要對口部門來協商，這次對話可能有助于雙方加強政治意愿和決心，那么如果有實質性進展也要等到對話結束之后。
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熱情高漲，但投資往往遇到諸多障礙，比如華為在美國投資就因為所謂“網絡安全”問題而連連受挫。投資準入等料將是本次對話的內容。
“如果涉及投資制度、法規或安全，美國很難改變，但在具體操作上，如何在美國政客等比較關注的領域減少中國公司的投資障礙，有改進的余地。”上述美國研究所人士分析，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主要障礙存在于制度安排，如果看美國官員表態，他們從來都說歡迎中國企業投資，大部分投資也確實不需要經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但是，我們更關注“公平開放”的問題，如果其它國家的類似投資沒有遇到障礙，那么中國也不應該遭遇障礙。但在美國看來，這里又涉及到國企問題，大部分出現問題的都是大型的帶有國營性質的企業，華為雖是民企，但美國仍認為其有國家背景。
“這就涉及雙方的投資協定，不容易解決。”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王孜弘告訴南都記者，雙方的投資都有障礙，投資本身是互利的，但需要過程，包括對雙方進一步熟悉以及利益集團的博弈。
美尚未解除對華出口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貿易摩擦和爭端。“在經濟衰退和失業率較高時，貿易保護會加強，貿易摩擦會加劇。比如反傾銷反補貼中，與出口業績、刺激經濟有關的政府措施都有可能被列為補貼，尤其地方政府，不光中國，其它國家也有這樣的問題。那么雙方都可能發起雙反調查。”王孜弘說，“如果要改善，不是這兩天的對話能解決，而跟經濟形勢有關。”
而為了擴大自身貿易，中美雙方都試圖在WT O之外爭取更多空間，比如中國在積極加速雙邊自貿區談判，而美國則積極推行T PP，并且從此前相對消極轉為相對積極地鼓勵中國參與。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認為，加入T PP對中國的改革有利。但上述美國研究所人士認為，“T P P的問題比較復雜，國內有不同意見，中國是否參與、如何參與、以多快速度參與、以什么姿態參與，都需要權衡利弊來做決定，不會很快有結果。”
“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衡發展”的議題中，在合作發展低碳經濟等“虛話”背后，企業和市場更關心雙方能否擴大技術合作。
“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時，奧巴馬總統曾親口承諾將放寬對華民用高新技術的出口管制，希望美國能做到一諾千金，解除對中國的民用技術出口限制。”清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檢告訴南都記者，中美如果能具體落實《中美能源環保領域十年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不僅可給美國大中型企業提供上千億美元的商機，拉動美國經濟復蘇，還能促進全球節能與環境保護，是多贏之舉。但是，在美國近幾屆政府中，奧巴馬政府對華出口管制最嚴。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較差，影響了中美技術合作。”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王孜弘坦言：“不得不承認，美國在技術上占據高端，為此中國合作時姿態要低一些，在美國技術能夠輸出的領域，要充分考慮我們的長遠利益，包括保護美方的知識產權，否則只對短期技術復制者有利，對國家不利。”
美更關注中國金融改革
作為中美經貿的影響要素，人民幣匯率在此次中美對話議題中罕見地退居次席。
“近十年來人民幣強烈升值，而且在兩國經濟關系中，人民幣問題也不是最緊迫的問題了。”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的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副院長孫華妤接受南都記者采訪分析，盡管如此，出于自身利益，美國還是會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
“美國更關注中國整個金融結構改革，而不僅僅是匯率。這也是為何這次對話專門有結構性改革和金融穩定議題。”王孜弘分析，中國的金融市場化還未完成，正在向前邁進。中國也要市場化，美國也希望中國市場化，這是一致的。但具體如何推進，雙方并不完全一致，中國有自己的想法。
就跨境金融監管來說，王孜弘認為，美國可能關注中國赴美上市企業的財務造假并需要中國銀行協助提供信息，而中國則更關注熱錢進出及防范機制。
“這主要是一個誠意的問題。”孫華妤告訴南都記者，如果美國有真誠的合作意愿，能拿出充足的詳細的資本流動數據，雙方可以共享的話，那對防范熱錢、甚至是反方向的熱錢出逃，比如洗錢、避稅等都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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