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下月卸任行長 10年貨幣總量翻5倍引爭議
作 者：程婕 來 源：北京青年報發表日期：2013-02-05
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許是周小川這10年央行行長生涯的一大遺憾
65歲周小川下月卸任 任期內中國成全球“貨幣存量第一大國”———
“下個月，剛滿65歲的周小川將卸任中國央行行長的職位。他在這一位置上已經工作了超過10年。這10年，中國的金融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金融危機也再次席卷全球。世界金融格局悄悄轉變，中國的地位與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10年來，貨幣政策的每一次動用，都把周小川推向媒體關注的焦點。他收獲過喝彩，也引起過爭議，他備受美譽，也承受質疑。”
財經人物
主導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
英國《金融時報》評價周小川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也無疑是周小川行長生涯中濃墨重彩的華章。
周小川剛出任央行行長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即正式啟動，周小川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02年，境外媒體對中國金融業有很多批評。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大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那時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高達25%，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實際可能25%都打不住”。這段歷史周小川記得很清楚。
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方案水落石出。令業內人士大吃一驚的是，注資動用了國家外匯儲備，而不是此前傳聞的所謂財政部發債1300億元直接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注資。這點體現了他的靈活。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有市場人士評價道。
在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市場上不時傳來“賤賣論”、控股比例多寡等爭議，但周小川態度非常堅定。他表示，國有商業銀行之所以選擇“股份制改革和發行上市”的改革路徑，是經過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選中的，主要是參照了國有工業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的成功改革經驗。
經過股改，國有大行全都走出“技術性破產”的困局，使其在金融危機中經受了考驗。但是當工行、建行、中行進入全球市值最大銀行前10名的行列后，周小川卻表現得很冷靜：“銀行排名有好多種標準，市值是一種，此外還有營業額、總資產、核心資本等，即使市值也是動態變化的。我的意思是，中國銀行業的改革之路還很漫長。中國金融業尤其要特別強調與時俱進，強調有風險意識，什么時候都不能自滿。”
“人民幣先生”積極推動匯改
由于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周小川被媒體尊稱為“人民幣先生”。
周小川曾這樣介紹中國匯改的背景，中國的匯率體制改革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進入90年代以后有幾次重大改革： 1994年1月1日實現了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軌，4月成立了外匯市場，1996年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正在繼續往前走的時候，碰到了亞洲金融風暴，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匯率改革了，而機構還不健康，就會造成風險。于是，風暴過后，2003年10月，國務院確定了先進行國有銀行改革，同時逐步放寬外匯管制，推進外匯市場建設，然后再進行匯率改革的順序。
他總結說：“所以，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種國際壓力，而是我國從自身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作出的重要決策。”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開啟匯改，核心內容有三條：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進行浮動；匯率將是浮動的，但設定了合理區間；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
當時也不乏反對之聲，甚至有專家當面對他提出批評。尤其是外部對中國施加升值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實起到了反作用。周小川卻一再強調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施是“很有藝術性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是本著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
提出“超主權新儲備貨幣”引起世界關注
2009年12月，周小川入圍《時代》人物榜，主要因為他率先提出的“重建超主權新儲備貨幣”主張引起世界關注。
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網站發表署名文章，首次公開提出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新主張，他建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周小川還建議應該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以取代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
《時代》雜志認為，周小川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地位與美聯儲一樣，對國際市場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時代》還引用業內人士的話說，周小川“聰明好學，且說話坦率”。
在當年12月，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為“警醒國際不應再倚賴美元”列第9名。雜志評論說，周小川在3月大膽提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取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加上他對美國經濟政策的批評，顯示中國政府對自身經濟方針信心日增。
2011年周小川滿載而歸，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志《歐洲貨幣》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授予了周小川。《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權勢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權勢人物榜第15位。
可惜的是，《環球金融(Global Finance)》評出的2012年全球十大央行行長，周小川未能入選，他的評定級別為“B-”，比2011年降了半級。
利率改革成遺憾
2012年11月，周小川在在財新峰會上發表演講，題目是《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十個特點》，被普遍認為是他就任央行行長10年的總結。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另外，中國貨幣政策采取了多目標制，這些目標包括保持低通貨膨脹、推動經濟合理增長、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視金融機構的健康化，強調在線恢復和緊急救助。
另外，貨幣政策的手段上，從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逐步轉向更加市場化的手段，這是周小川總結的第四個特征。
周小川也提到了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周小川將中國貨幣政策第六個特征歸納為：階段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兩個順差并行時間比較長，市場流動性明顯過剩，同時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很多年來，我們很多學者密切關注如何做好流動性對沖的問題。”
對于第七個特點，周小川認為是率先啟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豐富了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我們也可以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在逆周期調節過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國經濟特點有關的指標和調控工具，總的精神是和宏觀審慎調控是一樣的。”
周小川對自己金融危機時期的工作總結為：“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
最后一點，周小川提出不斷測算產出缺口、潛在增長能力和供求結構匹配性。他說：“我們部分價格存在著扭曲，存在著傳統計劃經濟留下來的一些影響，還存在總供給總需求結構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這種條件下來衡量產出缺口，再根據情況的變量一起來更好地指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縱觀周小川這10年的央行行長生涯，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許是他的一大遺憾。事實上，很多事情也超越了他這個央行行長的掌控。利率決策的自由度從始至終都困擾著央行。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應該下調貸款利率的建議”時坦言，“我對這一塊的評價不一定合適。首先我表示一條，我們鼓勵各種研究機構、經濟學家都參與政策討論，提出各種評價，提出各種建議，這對貨幣政策的形成有好處，對改革開放也有好處。”
“貨幣超發”引發爭議
當然，對于周小川和他領導的央行，質疑的聲音也有不少，其中引發最大爭議的莫過于人民幣的發行量。數據顯示，2012年M2廣義貨幣總量逼近100萬億大關， 2002年周小川剛剛接任央行行長時，這個數字僅為18.3萬億元。十年時間，中國的貨幣總量翻了5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貨幣量增速更加驚人。由此也引發了激烈的社會討論：如此高速人民幣增量會不會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2011年3月18日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第69次學術講座上發表講話《中央銀行治理研究：議題與要點》。其中就談到大家熱議的“貨幣超發”問題。針對近年時常有人提出中國“貨幣超發”這一概念，并將它解釋為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周小川提出了不同看法。
周小川指出，在中國，“貨幣超發”這個說法，接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所謂“非經濟發行”的概念。非經濟發行指超過實體經濟需要量的貨幣供應，經濟發行則指貨幣供應量正好符合實體經濟需求。由于過去中國所統計的實體經濟只涵蓋物質部門，不包括服務業，所以，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及經濟快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很快就超過當時統計口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表現為超經濟發行，即所謂“貨幣超發”。但實際上，貨幣供應不僅是滿足實物經濟的需要，還需滿足服務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
周小川還指出，由于多數研究和實證檢驗證明，調控貨幣供應量與中央銀行保持物價穩定的目標之間并無必然聯系，貨幣供應量這個指標，在西方學術界基本上已被棄用。
在去年年底的財新峰會上，周小川回顧金融危機時的舉措說，“大力度地防范危機的這種調控，我們說凡藥三分毒，吃藥肯定有一點副作用，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現，我們要強調適時退出。大家看到中國成功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率先復蘇，而且復蘇是相當強勁，但是在復蘇后期有通貨膨脹抬頭、CPI增長的這種反應。但總體來講，中國適時將貨幣政策回調為中性或者回調為正常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講行動還是比較快。”
周小川并不諱言當時的貨幣政策有滯后性，“我現在回顧起來，如果能夠再做快一點，也許更好一點。現在可以說，當時爭論是非常激烈的，關鍵在于前瞻性判斷并不容易，就會有很多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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