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與中國經濟轉型
來 源：未知發表日期：2012-05-08
經歷30年的努力，中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的異軍突起，在保障全球基礎消費品充裕供給的同時，也維系了全球基礎消費物價的穩定，并為平抑發達國家的物價指數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外需的有效成長也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引擎。
然而2008年始于美國的全球經濟危機和2011年爆發的歐洲債務危機，不同程度地抑制我國兩大貨物貿易伙伴的購買力，進而殃及高度依賴外需市場的中國經濟。
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已成為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唯一選擇。同時，轉變貿易模式，擴大服務出口，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商務部穩定貿易成長的重要抓手。
世界貿易組織（WTO）對服務貿易定義為：商業服務、電信服務、建筑與工程服務、分銷服務、教育服務、環境服務、金融服務、健康與醫療服務、旅游與旅行服務、物流服務、體育服務和娛樂服務計12個大類，共分為155個細分子項。可見，服務貿易涵蓋的范圍廣闊，發展前景極為誘人。從產業升級角度看，發展服務產業也是產業升級的具體表現，這也印證了郎咸平1+6的理論，即制造之外，逐步向全產業鏈高端擴展，不斷向價值鏈的上游攀升。因此，發展服務貿易不僅可穩定貿易成長，而且可提升中國產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
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制造業歷經30年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服務業及服務貿易要想獲得相應的成績，也要經過若干年的艱辛與付出。所以，謀求服務貿易發展，需優化服務貿易政策環境，打通企業順利執行離岸服務（貿易）瓶頸。
服務外包的離岸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對中國企業來說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美國到岸市場，中（中國）印（印度）兩國企業在交付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且不講印度的NASSCOM（行業組織）在美國的市場活動能量，短期內中國不會有類似機構可望其項背，僅就兩國第一梯隊服務企業作對比，十年時間，兩國之間的距離未發生變化。十年前，我國企業規模約為三五百人，印度企業規模為6000到1萬人，而今中國最大的企業規模已突破萬人，印度第一梯隊企業規模已升至15萬到20萬人。在規模方面，兩國仍存在20倍差距。在人均服務單價方面，印度第一梯隊企業的平均值在5萬美元左右，仍是我國的兩倍或更多。所以，印度多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企業借鑒。
經驗一：有效降低環節成本。盡管在產業發展初期，印度政府反應相對遲緩，但1990年后，在NASSCOM的幫助下，印度政府圍繞降低企業成本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務外包產業鏈上，除個人所得稅外的全部稅收，包括營業稅、企業所得稅、軟件和服務進出口環節稅、服務企業設備進口稅。員工社會保險繳費標準在15%~20%，非常像我國貨物貿易的出口退稅政策，效果非常顯著。
經驗二：壓縮載體和平臺成本。在印度企業高速成長期間，印度地方政府為企業提供了零地價或近乎零地價的產業園區及配套設施的建設用地政策，為企業搭建載體、員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載平臺。同時在網絡與通信成本方面，提出了建立國家虛擬軟件園區的概念，通過微波中繼、衛星通信和光纜，構成了連接各企業自建園區的低成本國際通信網絡。在保證網絡通信質量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
經驗三：離岸并購積蓄競爭資源。低成本運營不但保障了印度企業的高速成長，而且讓企業有能力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形成專有技術和行業解決方案能力。隨著印度企業陸續上市融資，掀起了一輪并購美國當地市場窗口企業和技術公司的浪潮，為印度企業積蓄了難得的高端人力資源、市場渠道、核心技術及行業解決方案能力。實際上，服務企業的海外并購與制造業的海外資源并購相同，只不過服務業的資源是市場渠道、技術（行業解決方案）和關鍵人力資源。
經驗四：提升目標市場的到岸競爭力。資源的有效積蓄，讓印度企業如虎添翼，迅速形成與IBM、HP、埃森哲等美國一線服務企業在其本土市場正面競爭的實力，同時讓印度企業的人均服務單價不斷上升，企業進入了高速且良性成長階段。數據顯示，近幾年印度第一梯隊企業，一直保持著20%以上的年成長率，人均單價堅挺且仍有提升。這是中國服務企業迄今為止仍在努力積蓄的實力，我國企業在目的市場的到岸團隊規模和交付能力，還要經歷若干年的奮斗。
經驗五：審時度勢逆勢收購。2008年至今，印度企業離岸業務，并未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在歐美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部分印度企業抓住機遇逆勢收購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的后臺業務部門，迅速擴大BPO業務的市場份額，反而獲得了意外的超速成長。
與印度對比反觀中國企業，服務外包產業發展之初，依靠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橋梁作用，間接進入離岸市場。在產業發展初期，確實幫我國的服務企業邁出了快速成長的第一步。
2001年國家的18號文件、2006年商務部牽頭，十余部委共同推動的一攬子服務外包產業政策扶持，鞏固了中國服務外包企業的高速成長勢頭，實現了首個5年10倍速的產業規模超速發展階段。中國離岸服務外包第一梯隊的10家領軍企業，順序在海內外市場上市融資，并開始通過并購和自然成長，形成離岸市場目的地國到岸市場和交付能力。僅以北京企業為例，幾家領軍企業合計已在美國形成了約2000人的市場和交付團隊，第二梯隊的100家服務企業也在本輪政策的扶持下，進入快速成長期。
同時也必須看到，過于依賴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橋梁作用，也讓中國企業患上了面對離岸市場的軟骨病。中國服務企業主要業務份額，仍十分依賴跨國服務企業的開發、測試業務轉移，許多企業，成為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附屬“加工車間”和成本中心。這種低單價，按交付團隊服務人數計價的業務方式，形成類似之前制造業“三來一補”的后臺加工廠服務模式。
而近幾年國內高企的房價（住宅和寫字樓）、不斷上行的通貨膨脹、高昂的信貸利率、個人所得稅、高達44.1%(僅企業繳納部分)的社會保險與公積金統籌、不斷上升的匯率等因素，在壓縮企業實際收入的同時，不斷抬升企業的人工成本、辦公物業租賃成本和財務成本，讓服務外包企業的實際利潤銳減。
作為中國貿易轉型的一個支點，服務外包（貿易）也面臨許多瓶頸和難點。但仍有理由認為，制造業曾經的艱難，服務業一定也會遇到，制造業今天的輝煌，也一定會是服務業的明天，故此我們也在熱切地期盼著，服務產業和貿易的政策環境隨著產業的成熟和進步完善起來。
（作者系中國服務外包工作委員會高級顧問、北京服務外包企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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