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辦官員黨報撰文：杠桿率居高不下成金融風險總源頭
作 者：祝丹濤 來 源：人民日報發表日期：2017-06-02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思路面臨重大選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舉措，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從國內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需求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消費升級加快，消費需求由一般的數量需求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需求轉變，人民群眾的需要由一般的物質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及生態環境需要轉變。但現實的突出問題是，供給結構不能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變化，所提供產品的質量、品種、性能、營銷方式等滿足不了需求變化，出現了國內相關領域產能過剩和居民消費外流并存的局面。只有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才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需求。
從世界經濟發展形勢看，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西方主要國家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思路，從需求側發力，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短期穩定了經濟，但政策刺激的邊際效用不斷衰減，單純依靠刺激需求的不良后果逐漸凸顯。西方國家應對措施不當，導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持續低迷，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突發多發。
上述情況啟示我們，解決供需失衡矛盾有時要從需求入手，有時要靠供給發力。要依據供給和需求關系的變化，尊重規律、找準原因，提出適應時代要求的發展思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等重大判斷，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和改善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理論上作出的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對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和實踐成效
習近平同志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這就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管理，它也重視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更強調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各方面經濟工作沿著這個方向不斷推進。
2016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中央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去除無效供給，防控經濟金融風險，降低企業成本，主要是解決短期面臨的突出問題，為國民經濟輕裝前進創造條件。一年多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一是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有所改善，市場在逐步出清，發揮了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效應。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為6.7%，2017年第一季度為6.9%。二是政府和企業理念與行為發生積極變化，更加重視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技術含量、適應市場需求。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國際上贏得廣泛認可，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產生積極影響。這充分證明，中央作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是破解經濟運行突出矛盾、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治本之策，經受住了實踐檢驗，展現了科學性和有效性。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繼續做好“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的同時，針對依靠傳統產業、中低端產品、金融和房地產等支撐的經濟發展動力結構已經難以為繼的現實，中央強調要解決國民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著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著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主要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改善結構性失衡，打通供需循環，轉換發展動力，鞏固經濟穩中向好的態勢，推動經濟發展出現更多積極變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習近平同志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這就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用差別化的產業、區域政策甚至用行政辦法來調整經濟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詞是“改革”，要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在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上做文章，強化制度供給，構建起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新體制新機制。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供給結構跟不上需求變化、產能過剩和不足并存狀況是表征，深層次原因是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存在各種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價格信號失靈，要素流動受阻，造成資源配置扭曲。比如，一些落后產能繼續生產以及“僵尸企業”僵而不死、低效占用資源等，同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融資體制、企業破產機制等不完善有關；房地產市場“冰火兩重天”，一些城市房價過快上漲，一些城市難去庫存，同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戶籍制度等有關；宏觀杠桿率居高不下，成為金融風險的總源頭，同國企國資改革需要深入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市場化債轉股機制不健全等有關；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業經營負擔重，同壟斷行業、社保制度、流通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等改革不到位有關；補短板要推動資源要素更多流向生態環保、中高端服務業等領域，就要做好降低準入門檻、完善監管理念和政策、推進配套的價、稅、費等一攬子制度安排等改革工作。總的看，完成“三去一降一補”任務也好，解決國民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也好，只有通過堅定推進基礎性改革和長效機制建設，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這里所說的基礎性改革和長效機制建設，首要的是完善現代產權制度。通過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增強企業家、創新人才改革創新的內在動力。其次是深化國企國資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推動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現代化，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核心競爭力。第三是推進金融、土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體系改革，提高要素供給彈性、流動性，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第四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體制改革，劃清政府和市場行為、中央和地方事權的邊界，給各級干部以正確激勵，消除發展方式粗放的體制根源。第五是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大服務業、制造業對外開放力度，提升產業、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第六是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既形成支持綠色發展的利益導向，又堅持源頭嚴防、過程嚴管、損害嚴懲、責任追究，形成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有效約束。總之，要通過深化這些基礎性改革，構建有助于形成高質量供給的一整套制度體系，使供給能力有效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實現供求關系在更高水平上新的動態均衡，更好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作者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二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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