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閆某某、王某某非法獵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被簡化為大學生掏鳥案，標題變成了“大學生掏鳥窩被判十年”；“秦某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在新聞報道中變成了“農婦順手摘野草獲刑”；“趙春華非法持有槍支案”被轉換成“老太太擺攤打氣球被判三年”。前兩個案例中，具體的犯罪嫌疑人被抽象的“大學生”“農婦”取代，具體的罪名也變成了生活化的語言“掏鳥”“摘野草”，這語言上的一“抽”一“轉”，將原本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變得荒誕不經。照此邏輯，若他日有人狩獵東北虎，是否新聞標題會是“農民打死大貓被判十年”？第三個案例中，趙春華被指控的是非法持有槍支罪，至于其持有槍支目的何在，于法律上并不評價，即便媒體認為我國關于槍支的確定標準過低，也應就事論事，以行為的目的作為報道核心要素顯然混淆了讀者的視聽。照此邏輯，若來日有人種植罌粟，是否新聞標題會是“退休職工賞花被判刑”？還有一些報道中，用案件的原因行為取代實際提起訴訟的案件本身，或為吸引注意，或為通俗易懂，但卻偏離了爭議法律問題的核心。

　　固然，法律語言有其艱深晦澀的缺點，面向普通大眾讀者或觀眾的媒體可以適當予以調整以便公眾理解，但是這種調整首先要保證不改變法律上的含義、不帶來公眾的誤解，技術上不得隨意使用法律語言的上位或者下位概念來替代法律語言，應盡量使用平行的生活語言來代替法律語言。例如，有時可用“不知情”來代替法律上的“善意”，但若報道人不具備相應的法律素養和文學功底，則應放棄這種轉換，直接使用法律語言來進行涉法新聞報道。畢竟，法律語言也不是另一個國家的語言，在我國的立法上還有著盡量少使用非生活語言來表述法律概念的傳統，多數情況下使用法律語言不至于讓社會公眾無法理解。

　　語言轉換不當所帶來的危害后果也是不言自明的，個案上誤導了公眾，使得真正的法律問題總是被淹沒在一堆毫無關系，或者盡管有關系但并不具備法律意義的元素之中，新聞媒體原本要實現的輿論監督功能被異化。生活當中存在大量只看標題不看內容的讀者，讀者讀到這樣的新聞會增加其對司法的不信任，對我國法律信仰的培養和法律秩序的建立過大于功，損害了法律權威性的同時，也會殃及新聞媒體自身的嚴肅社會形象。因此，新聞媒體涉法新聞報道無論是標題還是內容均應由具備一定法律知識和法學素養的人撰寫，切不可隨意使用生活化的語言嘩眾取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