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題材電影：應在歷史語境下書寫

作 者：丁松虎 來 源：光明日報發表日期：2016-10-12

    今年適值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作為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長征及其同題材電影在我國電影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突破烏江》，70年代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到80年代的《大渡河》《四渡赤水》，90年代的《金沙水拍》《長征》，再到新世紀的《我的長征》《太陽河》等，這些長征題材電影在歲月長河中構成了一個光輝的譜系，也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影像記憶。

    數十年來的長征題材電影在主題凸顯、形象塑造和細節把握等方面，都不乏出色的藝術表現。波瀾壯闊的長征史詩，蘊含了無數艱難困苦。長征題材電影通過獨特的影像語言，展現了攻堅克難的“長征精神”，彰顯了黨的偉大和對光明的追求。從《萬水千山》等影片開始，我們就開始對長征的過程予以全景式的藝術表現。在形象塑造上，《大渡河》《四渡赤水》等都較好地塑造了偉人領袖、紅軍戰士等人物，許多銀幕形象至今仍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新時期的長征題材電影開始更加注重對細節的把握，通過情節鋪墊和心理刻畫，側面展現紅軍將士的高尚情懷。譬如，在翟俊杰執導的影片《金沙水拍》中，賀子珍的弟弟為給姐姐治病而擅取寺廟的銅板，最后被處決。毛澤東對此感嘆：“做我們的親人，難??！”這一劇情安排，突破了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描摹出長征英雄柔軟的一面。這無疑體現了時代的進步。但與此同時，泛人性觀開始在近年來的同類影片中不斷抬頭，也帶來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

    人性主題固然可以出現在影片中，畢竟人性與社會的深度可以反映一部電影的深度，也反映出創作者思想的深度。但是，在《長征》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如果過于強調所謂“人性”而有意無意忽略深刻的歷史語境，則極有可能劍走偏鋒?？v觀古今中外，一切價值無不在歷史的包裹之中，架空歷史乃至歪曲歷史以迎合“人性”，不僅會對年輕觀眾的歷史認知造成消極影響，更易于釀成一股危險的文化政治潮流。

    譬如，有些影片為突出人性主題，就不惜編織敵我不分、信仰混亂的情節，或是刻意回避現實的殘酷與斗爭的慘烈。這顯然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對此我們不妨將視線暫且轉移，投向整個“文學史”兩條殊然迥異的線索：一條線索是刻意強調“人性”“人類”與感情糾葛的“人的文學”，另一條線索則是展開階級與社會分析的“為人生的文學”。細心的觀者可以看出，部分長征題材的電影，或是基于創作者自身的觀念傾向，或是刻意地厚此薄彼，的確對“人性”問題的處理有失偏頗。沉溺于“人性”的表達，難免遮蔽長征題材電影創作的歷史視角和風格多樣性。

    事實上，長征精神的豐富內涵、長征過程中無數動人的故事，以及千千萬萬長征英烈的面孔，都為長征題材電影創作提供了相當大的拓展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除在數量上尚需進一步豐富，在敘事上應克服故事雷同化之外，長征題材電影創作還需在表現視角和多元化內涵上，全面深入，多方取材，既不流于圖解概念之形式，也不囿于一人一己之悲歡，而能力圖展現出一段有血有肉、細致飽滿的“人生”影像。唯有如此，影片才能合于現實主義客觀真實的創作導向，從而真正為蕩氣回腸的革命史增添一份寶貴的精神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