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整版陳雨露縱論新常態：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成必然選擇
陳雨露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刊于2014年12月8日大公報整版。
大公報：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換檔期，也被視為深化改革開放，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期。如何理解“新常態”的內涵?政府的宏調方式和手段如何應變?
陳雨露：中國“新常態”在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的穩態增長向新的穩態增長邁進的一個“大轉換時期”，與發達國家“新常態”近年來所言的“危機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具有很大的差別。
一是它不是一個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而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新的發展源泉的過渡過程;
二是它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而不是馬上就要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它不是一個增速不變的常態，而是一個增速變化的常態;
三是它不僅是一個“去杠桿”、“去產能”的危機救助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的過程，一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
四是它不僅是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的疊加的產物，同時也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疊加的產物，因此，中國“新常態”更具有復雜性。
五是它不僅是一個外部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失衡的調整過程，更是一個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宏觀治理系統之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結構性改革的主題不是發達國家的局部調整，而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突破傳統宏調治理教條
這些內涵決定了新常態宏觀經濟調控框架必須與傳統框架有本質的區別：一是不能用簡單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來應對經濟增速的回落。因為中國經濟增速的回落不僅是世界經濟周期回落的產物，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發生拐點性變化，潛在增長速度下滑的產物，因此，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中國“新常態”時期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政策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而建立在新潛在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結構理論基礎上的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當前必然的選擇。二是在打破凱恩斯教條的同時，還需要超越新古典主義的教條，通過強調主動有為、底線管理、“微調”與“預調”，以避免陷入“無為而治”的陷阱之中。按照目前的計量測算，中國增速回落中70%是結構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時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又具有較大的易變性。這種特性就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新常態”時期既不能簡單跟隨凱恩斯主義，也不能盲從于新古典主義。三是突破“數字教條”，一方面在面對結構性趨勢下滑面前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和定力，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動面前，強化“底線管理”的重要性，在戰術上將“微調”與“預調”常態化。四是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利用宏觀審慎監管彌補傳統貨幣政策的缺口;五是突破宏觀調控僅專注于總量調整的教條，強化“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精準發力”。六是突破傳統宏觀調控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七是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構宏觀經濟調控的框架及其傳導工具。
“新常態”是習近平重要經濟思想
大公報：中央改革小組運行近一年，深改元年的破局效應如何?如何評價習近平的經濟思想?一年來，國禸政經出現了哪些積極的變化?
陳雨露：2014年是中國再改革元年，它以反腐倡廉、群眾路線實踐活動為序幕，以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和四中全會的法治中國為內涵，成功地凝聚了改革的共識，描繪出了改革頂層設計的藍圖和實施的路徑。因此，2014年為中國大改革、大調整取得了絢麗的開局，為2015-2017年全面推進各項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也說明習近平總書記所領導的這次改革具有政治智慧，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也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的經濟思想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機部分，最重要的內容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結合中國民族復興歷程，提出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和戰略;二是結合中國的特殊發展階段，提出“新常態”思想;三是全面把握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格局發展的趨勢，提出中國在世界經濟整體的戰略布局和區域發展的新規劃;四是結合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時代特點，提出中國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以及相應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避免錯失大調整窗口期
大公報：“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您怎樣判斷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對于中國經濟您最擔憂的是什么?(您在年初就已警示過房價下跌的金融風險)如何預測明年經濟形勢和目標?
陳雨露：目前整體經濟形勢雖然保持在一個“可控、相對平穩”的運行區間，但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以及深層次結構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經濟下行的壓力有所加劇。
對經濟最為擔憂的是兩個方面：一是對于新常態沒有正確認識，面對經濟下滑就采用非常規的刺激政策，從而使中國錯失目前“大改革與大調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對于“大改革與大調整”所帶來的各種沖擊和風險重視不夠，使經濟下滑跌破了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難以承受的底線，并導致中國系統性風險全面爆發，經濟出現硬著陸。
由于2015年國家將在強化底線管理的基礎上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經濟狀況將在2015年出現回落。但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總體定位相對寬松，外部市場相對穩定，因此，2015年回落的幅度并不是很大，預計GDP在7.1%左右，CPI在2.5%左右。
傳統宏觀指標已不能衡量運行質量
大公報：“新常態”背景下，GDP增速不斷突破業已確立的底線，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已不太具有解釋力，譬如“三駕馬車”等，您認為什么數據更能反映經濟和改革的健康持續有效?另外，培育新經濟增長點應采取何種戰略舉措?
陳雨露：目前是中國經濟結構大轉型的時代，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不能用來有效地衡量經濟運行的效果和質量。因此，必須用指標體系的組合和指標的區間來相對衡量經濟運行的健康狀態，“底線管理、區間調控”也是這種判斷的政策產物。
培育新增長點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是需要國家在中長期戰略中明確未來產業發展的戰略方向;二是國家應當為下一輪經濟增長點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各種良好的政策環境;三是需要通過系統改革，放松各類市場管制和行業壟斷，創造有利于創業、創新的環境，以激勵市場主體積極探索未來經濟增長點及其發展的方向;四是利用各種產業基金、稅收工具積極鼓勵民間資本向新技術、新產業等領域投資。
2015宏觀政策內涵將有重大調整
大公報：2015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政策基調會否延續，會有哪些創新變化以適應“新常態”?您如何評價2014年“定向寬松”和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的收效，貨幣政策“戲份”在2015年是否會加大?
陳雨露：2015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基調雖然將延續2014年的基本基調，但內涵將發生重大的調整。
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將延續穩健貨幣政策的表述，但內涵將發生以下調整：一是貨幣政策將在“微刺激”常態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對寬松的取向，以緩解經濟下行的壓力;二是與“穩健定位、積極操作”的貨幣政策相匹配的是“強監管” “金融改革”;三是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強化利率的預期管理，加大利率調控的政策效果;四是進一步采取“定向寬松”政策，強化貨幣向實體經濟的滲透。
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將繼續延續積極財政政策，但積極的方式將作出調整：一是總體財政赤字率將進一步提高，預計赤字率可能提高到2.5%左右;二是通過全面推行“營改增”，使結構性減稅得到全面實施;三是在財稅體制改革的全面實施進程中加大對于地方資金的扶持。
金融改革將是201核心改革之一
大公報：金融改革會否成為2015年重點改革之一，推出整體改革方案，若推出，優先順序怎樣?金融改革怎樣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
陳雨露：金融改革將是2015年改革的核心之一。從目前所拉開的序幕來看，其順序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1)以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建設為基礎，進一步推進利率的市場化;2)以資本市場的“股票發行注冊制”實施為起點，逐步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并進一步推進資產證券化等“去杠桿”措施;3)以“滬港通”的實施和“自貿區”政策的落實為基礎，逐步拉開資本賬戶開放的改革。4)以城投債的治理為起點，全面建設統一開放的債券市場;5)以地方債的全面發行，進一步豐富中國的國債市場及其無風險的基準利率形成機制。
只要金融改革能夠形成良好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的發現風險、分散風險，并對風險定價，那么各種資源就能夠有效地流向其投資價值最高的地方。金融也就自然而然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當然，健康的金融市場必須要有有效的監管體系，能夠防止投機化和泡沫化的發展。因為過度投機和經濟泡沫化必定帶來使金融脫離實體經濟。
所以，金融改革的核心依然是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市場化的改革;二是監管體系和安全網體系的構建。
人民幣國際化處加速期
大公報：2014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在投資產品和走向儲備貨幣的道路上都有所突破，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在全球金融中心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專家認為全球經濟正向“人民幣化”方向發展。您是否同意這個觀點?未來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會怎樣?
陳雨露：這種判斷有一定的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經濟無論是GDP占比還是全球經濟聯系度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必定會引起全球化趨勢和格局的變化。目前中國正從“貿易全球化時代”向“資本全球化”和“生產全球化時代”邁進，這必定要求中國金融必須全球化，貨幣全球化也是這一發展趨勢的必然產物。
但是，從過去的歷史來看，一個國家貨幣國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往往會隨著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的變化而發生不同的變化，往往會因為一些格局性的變化而發生波動。例如19世紀末期的美元、80-90年代的日元以及目前的歐元。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從總體來看處于其起步期和加速期，未來前景很好，但未來也必定會面臨眾多的起伏和曲折。
目前中國對外貿易中，通過互聯網進行的交易增長迅速。人民幣國際化未來會利用互聯網交易加速展開，互聯網就是加速機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大有加快之趨勢。
“一帶一路”用歷史情感激活
大公報：2014年，中國在國際和地區舞臺積極作為，“一帶一路”戰略下，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有評價說這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您是否同意?您認為中國應秉持何種理念主動參與塑造全球治理新格局和國際政經版圖?
陳雨露：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確切。因為中國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都是在“自愿、互助、合作”的新理念下的產物，基礎設施銀行的份額、使用的方向、資金購買的內涵都與美國馬歇爾計劃存在很大的差別，沒有任何附加的條款和大國綁架的做法。
絲綢之路的形成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有其內在邏輯，“一帶一路”戰略就是用歷史情感將其激活。中國在電力、電信、高鐵、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技術先進，可向沿線發展中國家縱向傳遞，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彌補中國對資源的依賴，實現優勢互補，形成共贏。
在目前全球增長乏力、基礎設施短缺、互聯互通能力分布嚴重不均衡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應當在“自愿、互助、合作”的原則下，全力推動世界經濟彌補上述各類短板，參與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和治理規則的制定之中。
和平崛起需破“修昔底德困局”
大公報：中國已取得2016年G20主辦權。您認為中國在APEC、G20、FTAAP等國際平臺上，面臨何種機遇和挑戰?如何將國禸改革和走向世界更好結合?
陳雨露：世界格局在后危機時代必定發生巨大的重構，這給予中國這個新興大國和平崛起的機遇。世界需要中國提供全球經濟新增長的動力，需要中國在危機后的世界經濟格局中提供短缺的公共產品，并參與建設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但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是如何克服“修昔底德困局”，即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如何協調與傳統核心大國的關系，以形成良性的國際治理新模式;二是如何克服“地緣政治困局”，即如何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如何拉動周邊國家共同發展，形成“共贏”的局面，而不陷入國強必霸的傳統困局;三是深度全球化和積極參與國際治理新格局進程中，如何克服新興大國“意愿”強于“能力”的困局，以避免使全球化進程超越本國能力可控的范疇，導致擴張中的停滯。
因此，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必須與全面深化改革相結合，中國進一步的參與全球化必須與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相一致。要從傳統的“以外促內”轉向“以內促外”，逐步定位于“內外平衡”。
香港須搭國家發展快車
大公報：香港在中國對外開放進程中曾扮演不可取代的作用，有觀點認為，香港在未來國家開放戰略中的重要性勢必在下降，您認為香港應如何把握國家改革機遇，在整體開放戰略中找到自身位置?
陳雨露：堅持“一國兩制”，堅持“基本法”是香港繁榮發展的政治基礎。在大陸實施整體開放戰略中，香港必須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做好中國進一步開放的中轉站和中間橋梁，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在積極融入中國和全球經濟新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培育其核心競爭力。
香港本身擁有自由港優勢，人民幣離岸市場中心建設也是別的地方所無法取代。包括滬港通，也是資本市場開放的重要序曲。我對香港未來抱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