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今年各經濟指標間將體現“穩中求進”邏輯關系
劉偉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本文刊于1月10日華夏時報網。
“穩中求進”已是中國政經話語體系中最熱的詞匯之一。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自十八大以來，一直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使得中國發展的巨輪穩健前行。強調“穩中求進”，顯示中國領導人的視野現在已經更為清晰和明朗，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更為理性和冷靜。
在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1月7日發布的《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7：新常態下的增長動力及其轉換》研究報告會上，該報告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原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教授發表了題為“穩中求進的經濟學邏輯”的演講。劉偉認為，要從理論上、從經濟發展更長時期的歷史邏輯中進行分析：為什么現在需要穩中求進，怎樣落實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劉偉并在會后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進一步深入闡述了他的觀點。
中國走出了 “馬爾薩斯陷阱”
《華夏時報》：在您看來，以穩中求進作為總基調，其深層次因素是什么?
劉偉：主要是兩方面：1.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階段性的客觀要求;2.當前中國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運行特點的客觀要求。
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階段性的客觀要求來看，有一系列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確實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改革開放至今已有40年歷程，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就，GDP總量今年有望突破80萬億，大概占全球比重能達到15%左右。所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使我們國家從世界的邊緣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句話后面有深刻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道路的力量支撐，其中非?；A的就是經濟發展的支撐。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不到2%，只有1.8%，現在上升到15%左右，這個變化非常大。再看人均GDP，改革開放初期人均156美元，去年是8260美元，今年突破9000美元應該沒什么問題，能進到世界216個國家中大概90名左右。這是一個很標準的當代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歸結起來一句話，中國這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實際貢獻給世界一個如何擺脫貧困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終于走出了“貧困陷阱”，即所謂“馬爾薩斯陷阱”。中國作為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用40年左右時間，使8億多人脫離了貧困。而且中國現行的貧困標準，比聯合國標準高。這種成就可以向世界很驕傲地展示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各方面的自信。
《華夏時報》：但是否也面臨一些難題?
克服“貧困陷阱”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怎么能夠克服低儲蓄、低投資。為什么貧困?從供給側來說，窮就是、儲蓄率低、投資少、就業機會少，伴隨著人口增長、人均收入少，就更加貧困;從需求角度說，人均收入少，購買力就低，市場吸引力就不夠，對外來的投資吸引就少，所以新增就業機會少。因此就更窮。無論從供給端還是需求端，“貧困陷阱”的理論解釋和理論邏輯，一個矛盾的焦點就是投資：或者吸引外來投資能力不夠，或者是自己的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不夠。怎么打破這種循環?這種循環的打破很重要的不是結構性問題。只要總量擴大，只要能吸引和擴大投資規模，采取各種辦法，動員內外各種投資，迅速使投資擴張起來，就能拉動經濟速度迅速增長。一旦上了這個快車線，“貧困陷阱”就有望被打破。所以，克服“貧困陷阱”的癥結在速度，只要有一定的速度，就能沖破惡性循環封閉的邏輯。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破?
《華夏時報》：當前這個階段，即所謂上中等收入階段，問題是什么?
劉偉：習總書記講，現在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屬于國際政治方面，涉及大國間的關系問題;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屬于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總是要邁過去的，問題是什么時候邁過去，怎么邁過去? “中等收入陷阱”的克服不是靠速度沖破的問題，而一定要回歸到可持續性、均衡增長。如何實現均衡增長，實現短期和長期的統一，總量和結構的統一，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的統一，社會經濟發展和自然之間的和諧，本民族的發展、本國家的發展和直接經濟格局的和諧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這不是簡單封閉的單個國家經濟體增長速度的提高問題，到了這個階段，自然就一定要貫徹穩中求進的基調。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失衡的特點，限定了只能是穩中求進。改革開放40年，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如果粗略地劃分，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到1998年，將近20年，中間除了個別年份，在這二十年里主要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經濟短缺，所以通貨膨脹壓力大，先后發生了1985年、1988年和1994年三次大的搶購風潮。和這種情況相適應的是宏觀政策長期緊縮。
第二階段，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這個階段宏觀經濟總的特點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經濟下行。特別是1998年，當亞洲金融危機時，問題就更嚴重。1998年之后連著幾年，增長速度非常低。那時我們很擔心通縮發生，當時官方公布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數字是3600多萬，1/3的鄉鎮企業倒閉，這些都表現出的經濟不景氣。從1998年6月開始第一次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放棄了恪守20年的長期緊縮的宏觀政策，其實就是財政和貨幣雙擴張，刺激需求，擴大內需，穩定增長，使得中國經濟在2003年以后走出了低迷的陰影，從2003年到2007年進入了平均兩位數以上的高速增長期。
2008年新一輪產能過剩比1998年那一次有特點：1998年主要是工業消費品過剩，2008年是工業消費品，和工業投資品，鋼材、鋁材、銅材等開始過剩，再加上2008年又遭遇世界金融危機，影響就更大一些。這樣就出現了2008到2009，連續五個季度15個月，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因此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修改了宏觀政策，叫做“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擴張”，一直到2010年10月，對外宣布中國率先從全面刺激反危機的政策軌道退出。
第三階段，2010年年底以后，特別是中共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以后，出現了新的情況，中共中央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很敏銳，將它概括為“新常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達到了新的階段，有了新的問題。新常態就有新變化，這個變化包括需求端的變化和供給端的變化。需求端，羊群效應沒有了，供給端，核心競爭力改變了。表現的矛盾是，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退出反危機之后成本的消化期三期疊加，諸多矛盾，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進入新常態后，有新的失衡，新的問題。新的失衡，特別是宏觀層面和過去最大的不同，不再是單純的失衡。現在的問題麻煩在什么地方?類似上世紀6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所謂滯脹，雙重風險并存。既有潛在的通脹壓力，主要是成本推動的，因為需求疲軟，同時又有經濟下行的壓力，新動能的轉換：傳統增長動能已經開始出現邊際持續衰退的變化，協助調整全球新的增長動能要有一個培育的過程，再加上世界經濟本身復蘇的步履蹣跚，這一系列國際國內問題，使得現在雙重失衡。
雙重失衡，宏觀政策就有問題，既不能全面擴張，也不能全面緊縮，而要松緊搭配的宏觀政策。就是不支持大起大落，或者高速增長，或者持續大幅度衰退，這種松緊搭配的宏觀政策格局客觀上驅動經濟呈現穩中求進的態勢。
所以從當前宏觀經濟失衡出現的新特點來說，也要求政策體現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的邏輯關聯
《華夏時報》：為何將穩中求進作為一個比較長時期的政策基調?如何保證或貫徹穩中求進?
劉偉：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1.經濟發展歷史階段性的原因;2.經濟失衡特殊性的原因，使得我們要穩中求進。
保證或貫徹穩中求進，有三個方面的條件很重要：
1.樹立新的發展理念。新的發展理念提出是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十八大全會以后，中共提出新常態的判斷。進入新常態后，在指導思想上首先提出要明確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的理念。
新常態、新發展理念判斷里最要緊的，是落實新的發展理念客觀上要求穩中求進。因為新發展理念是建立在協調性上，是一種均衡發展。而穩中求進體現最基本的發展態勢就是均衡發展、各方面的協調，社會和社會，部門和部門，產業和產業，城鄉和城鄉，地區和地區，經濟和社會，經濟發展和自然，國內和開放，就是強調協調。協調是經濟學中最要追求的均衡，這種均衡、協調本身就是一種穩中求進，不可能是單向的。所以貫徹穩中求進，首先是牢固樹立新的發展理念，所有把共享寫進發展理念，這不僅回答了為什么發展、為誰發展，解決了經濟發展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讓人們有切身的收獲感，而不是單純地增長、單純的經濟發展。如果所有的發展最后落腳到人們的實惠上，說老實話這種發展一定是穩中求進的一種發展，不可能是泡沫式的跌宕起伏的發展。因為真正有實惠，最后落實到人民生活改善時，這種發展不可能是大起大落、泡沫跌宕，一定是一個均衡有效健康的發展。
2.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導下，要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中共十九大報告里講的堅持新發展理念，是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的八個明確之一、十四大方略之一，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方略。如何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新發展理念，強調的是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通過現代化經濟體系來落實新發展理念?，F代化經濟體系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現代產業體系，世界一流的制造業，現代化的服務業、基礎產業;二是現代化的經濟體制，這是體制意義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產業體系、經濟體制是構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兩個基本組成部分。
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什么意義?十九大報告中講，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是闖過目前發展關口的迫切要求，是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用了“迫切要求”和“戰略目標”這樣的高度，來定義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作用，也就是說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基本抓手和基本途徑。很顯然，要落實新的發展理念，真正實現穩中求進，要有經濟體系、國家經濟治理結構、治理能力上保障的話，重要的是去構建這樣一個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一方面是構建一個合理的經濟結構，另一方面是培育一個合理的經濟制度和運行機制，這樣才能夠結構均衡、宏觀經濟和微觀機制運行協調，才能夠在發展和體制意義上支持經濟健康、協調、穩定的增長和持續發展。
3.穩中求進要有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整體性、穩定性。十九大報告里對這一點特別提到，對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講的是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體制，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構建現代預算，加強預算約束等一系列的問題。也提到了貨幣政策和審慎的監管機制的所謂雙支柱。貨幣和財政制度、宏觀經濟體制方面怎么改，微觀方面，特別是市場方面，改革的重點是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企業產權制度解決的是市場競爭的主體問題，要素市場化解決的是價格問題，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動。這兩個方面，一個是產權制度，是主體秩序，一個是價格制度，是交易秩序，這兩方面的秩序規定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市場的內在競爭機制，回答的是誰在競爭和怎樣競爭兩個基本問題。這就是市場資源配置層面，再加上宏觀體制，最后落腳到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這樣一個經濟體制。在這個經濟體制下，一組科學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是從政策層面保障穩中求進基調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條件。
《華夏時報》：宏觀政策層面最重要的任務是什么?
劉偉：宏觀政策層面，現在很重要的任務是要處理好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關系。北大蘇劍教授和他的團隊最近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他們講的資源配置新的宏觀模型有三個要素：價格管理、供給管理、需求管理。我對此很受啟發。要有好的宏觀調控，首先要價格機制有效，競爭充分，流動充分，要打破各種壟斷和壁壘，對此十九大報告中特別強調了。所以現在要有效的政府管理，前提、基礎是要使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市場機制更有效，它越有效，政府宏觀調控的壓力反而越強，或者宏觀調控的目標反而越明確，因為失靈的地方集中，局限性突出，所以好發力。
在此基礎上，市場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所以就要求宏觀調控必須從需求和供給兩端看問題。從宏觀調控方式上，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供給端是解決失衡的根本動因，但是必須有需求管理與它結合與配套。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現在通脹很厲害，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嗎?根本不需要。 再有，如果現在經濟蕭條，經濟增長速度極低，甚至是零增長、負增長，失業率很高，經濟蕭條，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嗎?也不敢。為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調整最大的顧慮是工廠職工。我們去年順利完成了鋼鐵、煤炭去產能任務，大概煤炭有1.5億多萬噸，鋼鐵差不多有5000多萬噸的產能去掉了，今年至少不低于去年，而且還要有所深化。這后面最艱難的使命是什么?去產能后工人的再安置、再就業，這是最麻煩的社會問題。如果現在失業本身就居高不下，社會壓力非常大，這個時候再大規模加快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社會就業來說等于雪上加霜。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次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制的主線來推動，這是長久之計，久久為功。因為涉及的是質量、結構變化，涉及的是廠商的改變，動力要求是創新，所以更符合現在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但是久久為功，更具有根本性。要為它營造一個合理、合適的宏觀環境，這個宏觀環境主要集中在需求管理上，讓需求既不過熱膨脹、泡沫化，帶來高通脹，也不過冷、經濟低迷、長期蕭條，帶來高失業。而是適度增長，使通脹率、失業率都得到一個合理的控制，再久久為功，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能因為涉及的是根本，涉及的是結構，任務沉重，就有理由拖延。因為一個國家宏觀經濟需求管理營造的合適的環境時間窗口是有限的，拖久了窗口可能關閉，那就非常麻煩，整個國家經濟為此付出的代價，產生嚴重停滯這些問題矛盾就更加尖銳。
所以宏觀調控，穩中求進，我認為有三個方面貫徹的要求：一個是新發展理念堅定的貫徹，一個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一個是宏觀政策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科學的組合。
《華夏時報》：穩中求進的“進”，在今年會是什么節奏和態勢?
劉偉：所謂“進”，更多體現為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調整，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深化，這本身也包含了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的需求。在一些具體指標上，官方指標是去年經濟增長6.5%，爭取再高一點。綜合去年通脹率、失業率等其他各項指標看，如果今年這些關鍵指標繼續保持穩定，則今年6.5%的經濟增長指標應該能保證實現。根據這個指標，今年的財政支出和貨幣增長指標應該也不會有大的波動。這些指標間的邏輯關系，體現的正是“穩中求進”的基本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