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工業化進程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 者：吳文婷 來 源：商學院發表日期：2016-09-12
當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家的一個關鍵詞，國家希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呈現下行的趨勢。當然，全世界也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大家開始討論如何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商學院》雜志總編輯金碚在其作品《大國筋骨》一書中闡述：“現階段，中國最重要、最迫切的戰略任務之一仍然是繼續強健工業筋骨，真正實現現代工業文明。有了工業之筋骨，才能雄踞于世界大國之間，確保國家安全、民生福祉和民族昌盛。尤其是，沒有人懷疑，在可以預期的不長時期之內，中國將再次回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經濟增長非大概率現象 很多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經濟增長是怎么一回事？從一段比較長的歷史來看，經濟增長是人類發展的大概率現象嗎？也就是說，人只要有經濟活動，經濟就是增長的嗎？對此，金碚給出的回答是否定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是一個很短暫的現象。”回顧近代史的發展，世界經濟確實有兩次比較高的增長時期。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代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黃金時期”。人們注重儲蓄，在經濟學上，儲蓄是投資的唯一來源。所以在20世紀中，1945年戰后，整個經濟處于增長比較快的過程。不過，到了70年代以后，出現了兩次大的石油危機。那時候盡管政府采取刺激經濟的宏觀政策，投入很多資金，但是出現了經濟停止、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狀況。大家紛紛議論，靠儲蓄來推動經濟不行了，因為儲蓄意味著更大的投資，還要投入更多的資源，這樣的增長不可持續。有些人甚至提出“零增長”的主張。從1992年開始，再一次出現所謂“黃金時期”，一般認為，那是由于出現了“新經濟”和美國的消費拉動。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消費主義盛行，產生大量的債務，企業債務、政府債務、居民債務。同時，歐洲國家的福利主義也傾向于更多消費。總而言之，從消費來拉動經濟，后來導致了是依賴服務業發展還是再工業化的討論。這個時期的高速增長還有一個相對應的重要狀況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一般而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率低于5%，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這個國家能把儲蓄率5%持續提高到10%～12%，這個國家就會經濟起飛。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儲蓄率大約在27%～28%，總體而言，經濟增長也不慢，但老百姓生活很苦，物資匱乏。于是，經濟學家開始討論，為什么會這樣？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提出要適度降低儲蓄率，鼓勵輕工業發展，增加人民消費。當時經濟學家以為，計劃經濟就是要積累率，重生產輕消費，到了市場經濟以后，情況會相反，不會有那么高的儲蓄率了。但是從中國的實踐來看，還不是這樣。我們的儲蓄率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還提高到30%、35%、40%，有的年份甚至達到50%，大量的儲蓄，一定產生高投資，所以中國是高儲蓄、高投資、高速成長。2008年的金融危機把這個過程打斷，中國進入了一個新常態、新平庸的時代。2015年提出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金碚認為，高增長是一個工業化現象，人類只是在進入工業革命之后才有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因為工業產品的需求彈性高；同時，工業產品是可以保存的物質財富。
全球化3.0時代的挑戰 眾所周知，工業和其他產業不同，具有無限擴張性，可以把無用的東西變成有用的東西，把人類不能到達的地方變成人類可以到達的地方，從而改變世界。然而，工業化需要有條件，必須要有拓展的空間，不但把整個國家卷入工業化的過程，還要把全世界卷入工業化的過程，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工業全球化。經歷了工業化、全球化的兩個時代，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第三次全球化時代，中國將進一步崛起，發揮大國的作用。在這個時代里，金碚指出，中國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如何拓展空間?技術創新如何再次‘改變世界’？如何重拾經濟活力與社會包容性？”首先，經濟全球化要不斷地拓展空間，沒有空間就沒有工業化施展的余地。現在工業化遭遇基礎設施阻隔、地緣格局復雜、內外治理失序的困境，必須開拓工業化的縱深腹地，才能為經濟增長擴張空間。中國工業化也面臨經濟密度失衡、內需空間不足、供給彈性鈍化的困局。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工業化受制，經濟增長不了。其次，工業化為什么能推動高增長？因為能把沒有用的東西變成有用的東西，但還不夠，有用的東西能夠如何改變世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如果工業發展是科技的運用，這些科技的運用能顯著改變人類的生活，能改變世界，在經濟上表現為高速經濟增長。反之，則不能有高增長。過度的金融創新導致一方面是自娛自樂、自我膨脹，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缺乏有效的融資條件和金融支持。現在實體經濟為何融不到錢？原因是工業化處于技術創新探尋期、動力機制轉換期、工業文化糾結期，各類企業均處于迷茫與困惑境地，不得不在高度不確定性中探索方向和路徑。再者，工業化之后創造了很多財富，但有繼續創造很多財富的活力嗎？大部分國家，經濟的活力會下降，因為有錢了就不用好好干了，而用在消費上。還有就是社會包容性出現了問題，工業化增長意味著生產出很多東西，很多東西要有人用有人買，這就意味著要給很多人提高收入，產品才能賣得出去，工業才能不斷發展。如果損害了社會包容性，也就難以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所以，全球的工業化在等待兩樣東西：創新、變革。而中國現在正處于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
推動深度工業化 關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經濟學要求產品市場供求均衡、勞動市場供求均衡、貨幣市場供求均衡。而宏觀經濟學則研究，三個市場如何同時實現均衡。調控目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就業率，就是勞動市場的均衡，與增長率正相關，經濟增長被認為是解決失業問題最有效的辦法；第二是通脹率，不能為了解決就業，解決經濟增長，而濫發貨幣。對于中國來講，瞄準的長期目標是：打造大國筋骨，即建立發達的工業基礎。金碚認為，“中國現在任何經濟、政治、社會問題，都離不開強大的工業，而且從全球角度來講，中國會成為一個大國，利益、安全邊界會不斷拓展。”此外，還要保持大國的經濟活力與善治。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推動深度的工業化？金碚認為，需要克服結構性矛盾，轉變發展理念。短期來講，我們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要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要有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包容。而關于工業化推進主要的方向，金碚歸結于“空間、結構、活力”。第一，工業化需要拓展腹地空間。在區域經濟戰略上，一方面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例如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一體化等；另一方面各地大力開發腹地新區，突出體現了工業化向腹地空間擴展，以期形成新增長極的國家戰略意圖。廣東省是最發達的區域之一，但內部的差距還很大，需要拓展。在全球戰略上：實施“一帶一路”構想。第二，要推動產業升級，實現小康社會。要形成產業技術高低，打造大國筋骨：“中國制造2025”，實施國家創新發展戰略。處理好傳統產業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系，傳統產業不能丟掉。創新驅動與工匠精神，工業化過程本質上三個最重要的要素：資源、技術、文化，但是在工業前期，前兩個因素最重要，到工業化的中后期，工業文化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要培育制造文明。協調好制造業與服務業，實體產業與虛擬經濟的關系。第三，完善市場體制，釋放微觀活力。在市場體制機制上，大力推行以商事便利化和競爭公平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不僅要“為企業松綁”，而且要“為人才松綁”，為創新松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腳點在于改革。在金碚看來，成就改革要有真誠的改革精神，改革要忘我、擔責。在改革的過程中，不能容忍特權。此外，還要守信慧民、說到做到、體恤民情、尊重民意、敬畏公論，才能贏得長久的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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