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 一石激起千層浪
來 源：商報網發表日期：2013-09-17
上海自貿區無疑是近期市場上的最大熱點，自消息傳出之日起就一直如火如荼，所產生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越來越明顯，被外界喻為“不亞于當年建立深圳特區的改革”。
8月22日商務部通報，日前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驗區范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盡管有關自貿區的具體方案和規劃還未公布，但上海自貿區“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的定位，以及該區域可能施行的創新方略和享有的特殊政策，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業內人士認為，自7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已經不再是一個區域性經濟改革的范疇，它正在變成一場新的制度改革的起點。通過帶動金融、稅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變革，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可能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的示范效應。
突破內外挑戰
“上海自貿區的成功建立與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有深遠影響。”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表示，我國建立自貿區的戰略規劃，實際上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內外雙重挑戰的必然產物。
對外而言，美歐自貿區談判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這兩大自貿區都不包括中國。面對未來世界貿易規則、格局的可能改變，中國將面臨嚴峻的“二次入世”危險。對內而言，中國經濟正經歷著換擋關口。在國際需求疲弱及勞動力成本升高導致產業轉移的背景下，嚴重依賴出口已不行，且國內市場經濟效率仍較低，需要經過改革來謀劃出路。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國際市場需求持續低迷、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帶來的勞工成本上升、貿易摩擦頻繁以及人民幣不斷升值等等讓中國經濟表現不盡樂觀。“當前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各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太多，這對中國外貿來講具有巨大的阻力，積極建設‘境內關外’自貿區以及國際自貿區有助于打開外貿局面，也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舉措之一。”
因此，陳波認為，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底在上海調研鼓勵上海大膽探索，到如今上海自貿區的正式獲批，正是體現了新一屆政府用開放擴大內需，用開放形成倒逼機制，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的思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上海自貿區的建立是為上海乃至中國帶來發展紅利，是中國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試驗田’，有助于我國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
對于上海自貿區的正式獲批，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也認為，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其意義不亞于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的成立。“中國是貿易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自貿區的建立將創造新的要素轉移和資源配置模式，開放的尺度也將更大，能夠釋放新的政策紅利，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制度創新是核心
從目前已經披露的申報方案來看，涉及投資、貿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項改革試點的上海自貿區，希望能夠用兩至三年的試驗，推進服務業的擴大開放和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的全面開放，以及綜合實現一系列創新改革目標。
據悉，金融業對外開放是符合國際慣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特征。因此，不少業內人士表明，除航運、物流、生產方面的國際化外，全面開放金融服務業、資本項目并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才是自貿區最重要的試驗目的。
對此，上海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金融領域資本項目的開放，及利率的市場化，目前很多國內的行政管理體制中還有很多的問題急需處理，這些新的領域的擴展的確需要行政管理體制上要作出很大的一個變化。”
這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幼文看來，也意味著今后上海自貿區的突破主要體現在“制度紅利”上。而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上海自貿區“核心是制度創新，而不是優惠政策”。“‘優惠政策’通常表現在關稅、稅收的減免，還有政府給到的各種補貼、土地價格的優惠。但對外開放的‘制度創新’體現在兩個方面：政府職能和開放領域。所謂政府職能上的‘制度創新’，在對外開放上的表現，就是進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場、服務于市場。其中最大的核心問題就是推進審批制的改革，這涉及對政府管理內容、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進一步厘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相關服務的透明度、便捷性。”張幼文解釋道。
對此，陳波表示，雖然關于上海自貿區的具體規劃藍圖還未出臺，但是根據自貿區的試驗目的，“去經濟刺激、去杠桿化、產業升級”，其核心思想就是減少政府干預，引入市場競爭，在優勝劣汰中完成經濟結構改革。他認為，上海自貿區的相關政策將很大程度上參照TPP的要求。“除了實現商品貿易零關稅外，TPP還要求成員國在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經濟及法規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和安全標準等諸多領域達到或接近美國現有標準。也就是說，對我國制造企業而言，將來的主要挑戰來自于知識產權和產品標準的更為嚴格的要求；對于金融服務業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于該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將失去政府的政策保護。例如國有銀行將很可能失去因政府保護而產生的壟斷性的存貸息差利潤。”陳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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