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保為你解讀全球投資風險
來 源：國際商報發表日期：2015-10-21
日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北京發布首部《全球投資風險分析報告(2015)》，這也是中國信保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舉措。中國信保總經理羅熹為我們解讀分析了全球投資風險，并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應對建議。
中國資本凈輸出時代來臨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中國資本凈輸出時代已經到來，對外投資日漸成為資本雙向流動的主角。
當前，我國的對外經濟結構即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對外投資將為中國開放型經濟提供更大的驅動力。羅熹分析指出，從趨勢上看，無論是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是吸引外資都已經進入中低增速區間，無法再現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而對外投資則方興未艾。我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的18：1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2：1，并于2014年首次接近平衡。
因此，中國的開放型經濟將從以往偏重出口貿易和吸引外資，轉變為進出口貿易并重，“引進來”和“走出去”并行。通過對外投資構建中國企業國際化生產網絡，將開創“外在型經濟”新格局，帶動我們的開放型經濟在質和量上出現新飛躍。
中國企業“走出去”并非一路坦途，而是處在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面臨的各類不確定因素不少，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類風險。這里既有宏觀層面的戰爭暴亂、金融危機、匯兌限制，也有微觀層面的市場、管理和技術風險等。
基于多年的業務實踐經驗，中國信保分析指出，在眾多的對外投資風險中，政治及政策變動風險對企業海外投資影響最大，也是企業自身難以管控與規避的。這里所稱的政治風險包括取消或改變項目適用范圍、政府特許審查、征收和國有化、政府違約、特定工程監管、撤銷許可及續期廢止、行業規則或監管變動、禁止或限制匯兌、政權非常規變動、政府腐敗和效率低下、戰爭、騷亂暴動和恐怖襲擊等。
企業難以應對政治風險，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風險識別方面，企業對于投資目的國政治、政策、法律、金融等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缺乏相應的資源，缺少專業的跟蹤及分析能力，很難識別和判斷潛在的政治風險。
在政治風險的管控方面，由于很多風險的發生是主權意志，很難利用傳統的風險控制策略轉移和規避，給企業減損造成較大難度。
海外投資項目一般投資期限較長，很多項目資金回籠周期甚至超越了某一屆政府的任期，由于投資周期與政府任期的錯配，對于部分政權穩定度和政策連續性較差的投資目的國，政治風險發生的概率將會顯著上升，一旦在投資周期中發生政治風險，將給企業造成投資損失。
海外投資風險高發期漸近
中國信保作為國家政策性的保險公司，時刻在與各種風險打交道，其對國際經貿領域的風險自有獨到的認知。中國信保判斷，未來5～10年，中國企業將進入對外投資風險高發期。
首先，國際投資風險研究機構根據多年調研數據分析表明，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發生風險事件的平均年份是8年。就在今年，中國信保對近百家有海外投資業務的企業進行了調研，其中有44%的被調查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年限1～3年，有25%的被調查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年限為4～5年，綜合來看，83%的被調查企業對外投資年限不到7年。結合國際機構的研究成果，接下來的5～10年，中國企業開始進入投資風險頻發期。
從中國信保的案例分析來看，近年來海外投資保險出險的案例正在迅速增加。據中國信保海外投資保險統計，2014年，累計報損、索賠案件達58起，較2013年翻了一番。從出險國別來看，出險項目遍及亞洲(越南)、歐洲(保加利亞、俄羅斯、土耳其)、非洲(埃及)以及拉丁美洲(阿根廷)等各個業務承保地區，風險發生具有分散化和廣泛性特點。
羅熹指出，目前我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風險的認識還存在一定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認為發達國家風險小。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2008年冰島國家破產，2012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這些都是在發達國家發生風險的例子。而近幾年同樣有發生在發達國家的案例，這些項目因東道國政策監管的變動而遭受巨額損失。如2007年德國某集團獲批建設1000兆瓦的燃煤發電站，2009年當工程接近完成90%時，德國法院裁定該項目違法。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德國政府決定在2022年退出核能。這一決定對核能發電廠造成了50億歐元的重大損失。以上案例說明，在發達國家投資，政治風險不可小視。
第二個誤區是企業認為自己在東道國經營多年，十分了解該國市場，覺得在該國投資風險可控。利比亞原卡扎菲政府當政42年，政權穩固，政治環境持續穩定，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利比亞會陷入內戰，政權會被推翻。結果風險發生，多家中企損失慘重。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在利比亞有業務的中資企業75家，其中央企13家，涉及項目金額188億美元。雖然中國企業在利比亞主要是承包工程，并不是投資，但利比亞戰爭導致的前期投入損失、設備損失、保函被索、復工無期等依然使在利比亞經營的中國企業遭受損失。如此巨大的風險，僅有7家企業向中國信保購買了政治風險保險。這也從側面客觀反映了中國企業對政治風險認識的不足。
第三個誤區是覺得東道國跟中國的關系好，企業自身和東道國高層關系好，就沒有風險。斯里蘭卡叫停港口城項目即是一例。該項目的協議與斯里蘭卡上屆政府達成。在2015年1月舉行的大選中，對華友好的上屆總統敗選，反對黨上臺執政進而暫停該項目。這一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企業將希望寄托在執政黨甚至個別高官身上，或多或少地忽視東道國復雜的政治生態以及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是中資海外投資項目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
風險管控水平亟待提升
“在風險管控方面，我國企業同樣存在風險管控意識不足、管控工具和手段欠缺的問題。”羅熹如是指出。
盡管近兩年來企業委托中國信保提供風險評估的項目逐漸增多，但委托風險評估的項目數量與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數量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在境外遇到風險后，大多數中國企業由于沒有在前期做專業的、多角度、多渠道的風險評估，通常缺乏系統的風險處理預案，在風險發生后臨時采取一些應急處理方式，由于時間緊迫，成本和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
作為政策性金融機構，中國信保在提供海外投資保險的同時，通過發揮如下功能，可以成為中企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保護傘和“醫療隊”。
首先是識別風險。通過資信評估和國別風險研究，中國信保可為客戶評估和計量國別、行業、買家和項目的風險，幫助企業選擇交易和合作對象，有效規避風險。如此次中國信保組織專門的研究團隊加強投資風險研究，并編撰《全球投資風險分析報告》，即是國內金融機構第一次針對投資風險進行的系統性的研究工作，也初步形成了海外投資風險研究的基礎框架，對投資風險的成因、影響、案例等進行了系統性的總結。未來中國信保將進一步深化對海外投資風險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打造信保特有的海外投資風險指數，以定量的方式幫助投資企業識別和計量投資風險。
其次是管理風險。在提供風險評估的同時，中國信保還提供風險管理建議，幫助企業規范管理投資風險。對于投保的企業，保后管理工作是企業獲得的增值風險管控支持，其中保后管理是理賠前的減損手段，債務追償是理賠后的減損手段。中國信保將進一步加大保后管理的資源投入，及時跟蹤承保項目進度，全面把握項目執行中的國別、行業風險，提供及時、專業的信息服務，幫助企業解決項目執行中的問題，把中國信保的服務貫穿到項目執行的全過程，真正做到與企業相伴相隨，服務到底。在債務追償方面，中國信保代表國家意志代位追償，目前建立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追償渠道網絡，功能涵蓋損因調查、欠款追討、物流追蹤、法律咨詢等多個領域，為企業提供高效的理賠追償服務。
再次是承擔風險。通過評審和承保，中國信保可以對信用風險進行評估和定價，制訂和實施承保方案，幫助企業管理和轉移風險，這是企業目前可以選擇的最有效的政治風險控制方式。通過理賠的及時介入，中國信保可以幫助企業減損，維護企業權益;需要賠付時，中國信保合規高效賠款是對企業、銀行的有力支持。
據統計，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信保已累計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近500個項目提供保險服務，涉及投資金額1321億美元。
羅熹表示，承保和理賠環節凸顯了中國信保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通過管理和承擔信用風險，保障國家戰略的順利實施，為廣大投資者的海外投資項目提供了有效的風險保障措施。中國信保未來也將調整自身保險產品結構，豐富保險產品體系，以滿足企業對外投資的新趨勢、新需求，支持中國企業對外投資。
更好地發揮政策性金融職能
羅熹指出，盡管企業投保中國信保的投資保險的數量不斷增加，但部分企業由于對該保險的認識不足，或者對政治風險的發生心存僥幸，依然有很多企業未使用投資保險來管控和轉移風險。
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促進我國企業“走出去”，中國信保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強海外投資風險數據庫建設。風險數據庫是幫助企業識別、分析和應對風險的有效工具，對于部分經驗豐富的大型企業來說，已經在企業內部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海外投資風險管控體系，但對于大多數缺乏相應經驗和數據積累的企業來說，利用外部風險數據庫的方式，將大大提高企業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能力。
海外投資風險數據庫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參與主體看，涉及相關政府主管部門、金融機構、研究機構和企業等;從信息類型看，涉及政治、財經、行業等方方面面，很難由單一機構獨立完成。因此，建議由政府部門主導，組織各相關機構共同參與海外投資風險數據庫的建設，中國信保愿意參與相關工作。
二是設立海外投資風險保障基金。國家對于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支持政策，除了中國信保的海外投資保險外，目前還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可以選擇。因此，建議設立海外投資風險保障基金，豐富和完善國家支持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政策。通過設立海外投資風險保障基金，對于海外投資企業遭遇某些特定風險(主要是指政治風險，尤其是中國信保的投資保險無法覆蓋的區域)進行損失補償，作為投資保險的有效補充，提升企業海外投資的信心。
三是完善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中國企業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人民幣國際化也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支持。當前，人民幣的全球清算體系已經初步建成，但業務職能、渠道和清算效率對于滿足人民幣國際化和企業海外經營的要求還有待完善。從海外投資風險管控的角度來說，完善人民幣清算體系對于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財務成本、提高結算效率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建議擴大現有貨幣互換協議范圍，加大境外買方信貸和直接投資的人民幣比重，加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建設和海外清算行布點，逐步建立起一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安全高效的國際清算體系，并形成我國自己的清算模式、通信協議、報文格式及風險管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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