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政府干預是銀行不良資產率攀升主要原因
作 者：趙曉 來 源：南方都市報發表日期：2014-09-11
近期，多家銀行機構的資產質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主要表現在不良貸款余額及不良率紛紛大幅攀升。銀監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余額增長1023億元，已超過2013年的全年水平。隨著不良貸款余額的增長，不良貸款率也升至1 .08%的水平，較2013年末增長了0.08%。
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經濟周期和轉型發展的國際大環境原因，也包括撥改貸、不良貸款核銷等中國特有的原因。但不管如何，在銀行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銀行機構不良貸款的攀升已然成為影響銀行業發展、阻礙銀行業深化改革的關鍵因素。
1999年，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在股改前夕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功剝離出了歷史上殘余的不良資產，之后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連續多年處于1%以下的歷史低位并且保持低速增幅。但無論是原有的體制慣性，還是為了應對市場競爭，降低運營成本，近些年銀行與政府的關系好像又恢復到了股改之前的一些做法，比如政企不分、政銀不分等等。
根據人民銀行的一份抽樣統計，在構成銀行不良資產的原因中，政府計劃與行政干預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占30%，地方干預占10%，國家安排關、停、并、轉等結構調整的占10%，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占20%。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門的過多干預是影響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關鍵因素。
首先，從政府角度來分析。銀行在股改之后雖然名義上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做到自擔風險、獨立經營，但因為法律制度上的不健全，個別政府部門依舊按照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方式來影響銀行經營行為，導致銀行的決策失誤，進而形成不良貸款。以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為例，中國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多數是按地方行政區域設計的，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銀行資金的管理者或是調解人，大量資金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投向效益并不是很好的國有企業，市場信用原則在此進一步被弱化，導致不良資產的形成。
根據公開的數據計算，中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負債中，約有五分之四通過銀行信貸渠道獲得，地方政府的償債高峰在2011- 2014年，一多半地方債務在此期間陸續到期，到期總額約為5 .6萬億元。在地方政府的擔保下，銀行對某些項目進行貸款，但未必考慮貸款的后果。一旦項目失敗，地方政府不能及時還款，發生信用危機，且地方貸款不會是一筆小數目，這就產生了大量的不良貸款。
其次，從銀行角度來分析。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具有一定特殊性，即在政府部門的干預下商業銀行被賦予了利潤最大化和金融政策支持目標的雙重約束。此時就很容易形成機會主義漏洞，即代理人利用機會，以侵害委托人利益為代價滿足自身需要，機會主義本質上產生于委托-代理關系。從委托代理角度看，當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時，商業銀行的管理者(即代理人)可能憑借經營中的信息不對稱進行相應的政策套利，尤其是當政府出于某些政治性目的，要求銀行進行一些“指令性貸款”而與銀行自身的發展經營理念不一致時，政府干預就會影響銀行的內部治理，進而會加劇銀行的風險道德行為。因此，這種雙重的委托代理目標很容易滋生商業銀行采取機會主義的土壤，造就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獨特的形成機理。
美國20世紀80年代處理不良資產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很值得借鑒：在政銀關系上，嚴格遵循“兩級多重”的監管體制。“兩級”指的是在法律上賦予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商業銀行行使監管職能，“多重”則指美國政府對銀行的監管通過貨幣監理局、聯邦儲備委員會等機構進行，政府干預的行為邊界得到約束；在銀企關系上，美國銀行與企業是一種借貸關系，即完全的商業化契約關系，政府不得干預。由此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在銀行業不良資產控制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更多的是一種引導和輔助作用，正是政府的低參與率，才為銀行發展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發展平臺，才使得美國在處理銀行不良資產時取得了斐然的成績(從1980年到1994年共處理了2364家不良金融機構，資產高達7052億美元)。
具體聯系中國自身的發展狀況，在限制政府干預、控制銀行不良資產方面，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嘗試：第一，增強企業的商業性和獨立性。著重通過改變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的經濟紐帶關系，清晰地界定出政府與銀行的關系，為銀行發展提供更加獨立的發展環境。具體可以按照財務重組、設立股份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和發行上市等幾個階段分步實施。第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塑造健康的政府和銀行關系出發，政府應減少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干預或剝離商業銀行的政策性任務，將增加就業、維持經濟增長等政策性任務交由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則更多地以市場化為導向，在平等、自愿的契約原則基礎上對貸款做出判斷，并自行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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