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騰霄：人至期頤亦不休
來源：人大新聞網 文/記者 陳驪驪 學生記者 曹玟棽
七月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年輕的面孔來來往往。這里，有他們所仰望的名師大家，所向往的學術土壤。這里，一代代人大人見證著新中國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的成長。就在這個七月，一位伴隨著這所大學一路走來的人大人迎來了百歲壽辰。他就是原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張騰霄。他的教育人生，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縮影。
從舊式“教書匠”到新時代教育工作者
1915年7月，黃河之濱，張騰霄出生在河南省孟縣北陳村一個農民家庭。經過童年時期的私塾教育，他先后進入孟縣高級小學、考入孟縣師范，接受了新式教育。通過閱讀進步書刊，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進步，也正是此時，投身教育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發。1936年，因成績優異，學習期滿留校工作，張騰霄從此開始了教育生涯。
當時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步步逼近，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情緒空前高漲。“七·七”事變爆發后，張騰霄懷著抗日救國志愿毅然奔赴陜北革命根據地，實現了由舊式教書匠向新時代教育工作者的轉變。
1937年11月，張騰霄到達陜西涇陽，先后參加了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學四分校、陜北公學第34隊的學習。在這些革命的大學里，他接觸到了嶄新的知識和理論，系統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很快地由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陜北公學期間，因為曾經任教師范，張騰霄被選派到魯迅師范附小擔任主任，具體負責該校的教學、行政工作。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抗日根據地日益擴大，開展干部教育與小學教育十分迫切。1939年7月，陜北公學等四校合并成立華北聯合大學，1940年2月，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設立了小學課本編輯室。張騰霄此時已隨華北聯合大學挺進到晉察冀邊區，他擔任了編輯室領導工作，帶領大家編寫了一套內容全新的邊區小學課本，滿足了根據地小學教育的需要。
在這套邊區小學教材中，關于勞動觀念、生產知識的內容占到全部課本的37%。在張騰霄看來，編寫教材的指導思想應該是與實現教育任務聯系在一起的，“無論教材本身價值有多大，如不合該年級兒童的實際能力或無法引起兒童之學習興趣的，就不能采用”，“凡是編進教材的內容，應該是本學科最基本的知識，并且要結合實際生活的需要”。
在革命戰爭年代，張騰霄有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教材編寫工作，這期間，還發表了很多文章。1943年8月，他調任晉察冀邊區雁北專區督學、民教科長，通過實地調查研究，在反對日偽奴化教育、辦好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方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推動了當地教育的發展。
1948年，張騰霄暫時離開教育一線，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研究室研究員，并擔任徐特立的秘書。在徐老身邊，他一方面學習和研究教育科學理論，一方面協助徐老領導教材編審工作和籌備接管全國教育工作。
與新中國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同沐風雨
1949年春夏之交，張騰霄調往華北大學二部做教學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全國解放前夕，急需培養大批干部，華北大學匯集了眾多此后活躍在新中國各條戰線的學員。在教學中，張騰霄堅持把思想教育和理論教育相結合，不僅注意學員的思想情況，還注重總結教學經驗，在當時的《學習》雜志上發表了一些產生較大影響的教育理論文章。
1949年秋天，張騰霄被調至華北大學校部任教務科長，協助籌建中國人民大學。
命名組建之初，中國人民大學肩負著“培養萬千建國干部”的重任，要為改造舊的和建設新的高等教育樹立新型正規大學的典型。張騰霄先后擔任學校的教務部副部長、研究部副部長，陸續參與到教學與人才培養、學校發展規劃等工作中。他一邊擔任行政工作，一邊學習教育科學理論，尤其重視學習蘇聯的教育理論與辦學實踐。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張騰霄發表過數十篇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文章，其中《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工作》刊登在《人民日報》。他認為，學習蘇聯經驗要避免教條主義，一要弄懂，二要聯系中國實際。在組織協調教學工作時，他也特別重視總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經驗。1954年4月，教育部召開中國人民大學教學經驗討論會，邀請全國財經、政法院校及綜合大學代表參加，張騰霄在會上介紹了中國人民大學科研工作經驗，得到了好評。
1952年，根據中宣部指示，中國人民大學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班，張騰霄兼任班主任。從教學計劃的制定到實施，他投入了很大精力，作出了精心安排。在幾年時間里，研究班為全國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培養了大批理論課師資和理論宣傳干部。
1961年，在“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下放勞動的張騰霄得到平反，回校任哲學系主任。當時，教學秩序急需恢復，他為此做了大量思想工作，還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負責指導青年教師選擇研究方向和攻讀馬列原著。
“文革”期間，中國人民大學被迫停辦，張騰霄再次被迫離開學校。直到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鄧小平同志的關懷下復校，他又回到了百廢待興的校園。從初期擔任哲學系系主任，到1979年3月擔任副校長，1983年6月任職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學校全面工作，張騰霄懷著“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投入到學校重建和發展的工作中。
復校初期的人大校園，校舍、家具、設備極度缺乏。在成仿吾老校長的帶領下，張騰霄在主管后勤及行政工作時，多次為解決校舍“文革”期間被占用問題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情況，到有關部委進行多方面工作，還帶領后勤職工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保證辦學需要。
1983年12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第八次黨代會上，張騰霄代表校黨委作報告，提出了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綜合性社會科學大學的戰略任務，并提出提高教學質量、堅持科研為提高教學質量和“四化”建設服務等重點工作。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國人民大學在改革開放時期繼續保持著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積淀著獨具特色的辦學傳統和學術風范。
一場風波與一代學者的成長
在中國人民大學第八次黨代會報告中，“培養又紅又專的合格人才”作為重點工作提出。在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鄭文林的回憶中，張騰霄關于“又紅又專”的一次講話，曾經引起了一場風波，也影響了一代學者。
1960年到1961年，哲學系正處于大發展時期，鄭文林和一些同學提前畢業，與一批畢業生一起分在哲學系教研室當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師團支部組織生活會上，系主任張騰霄對這些青年助教說：“‘紅’是什么?就是愛國，為人民服務。拿什么去愛國，為人民服務?就要有本領，有業務，就要有‘專’。沒有本領，沒有業務，沒有‘專’，光喊‘紅’，‘為人民服務’，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業務，苦讀書，講好課，能寫出有見解的論文、著作，如果不努力，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不久以后，隨著“重提階級斗爭”的發展，張騰霄這次講話被當成一個“事件”。他因為在哲學系走“白專道路”作過幾次檢查，在“文革”中又再度受到批判。
然而這次講話在青年教師中引起的震動也是持久的。“每次晚上回來，我看到我住的集體宿舍每間屋都燈火通明、每個人都在苦讀。”鄭文林說，當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助教方立天每周要去中國佛學院聽佛經課，中哲史教研室助教張立文經常寫論文向報刊投稿，教師團支部都給予了支持。
如今，方立天和張立文已成為中國哲學界的領軍人物，從教師團支部走出來的還有方克立、鄭杭生等著名學者。
老驥伏櫪，壯心未已
1987年3月，年過古稀的張騰霄再擔重任，受原教育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純才的約請，協助主持《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編寫工作。
《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是“七五”國家級重點教育科研項目，董純才在抱病主持編寫工作研討會時說：“張騰霄同志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根據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后還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據地干部教育，也很有成績。他的思想性強，自己是‘筆桿子’，身體也健康，所以讓他具體負責編寫工作是合適的。”
作為副主編，張騰霄組織課題組30多位成員夜以繼日地工作。他不僅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逐章逐句地審稿統稿，而且親自撰寫了十多章書稿。董純才在寫完全書的《結束語》后就住進了醫院，是張騰霄將《結束語》最后修改定稿。董純才看了《結束語》定稿后對張騰霄說：“你寫的比我的稿子好啊。”
1990年5月19日，董純才在逝世前3天寫信給張騰霄，就如何寫好《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提出了具體意見和最后囑托。自此以后，張騰霄更是加倍努力，組織課題組精心編寫。1991年2月，教育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一卷。不久，教育科學出版社又分別出版了該書第二卷和第三卷，全書共計100多萬字。
《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被視為填補了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基礎。在此之外，張騰霄還承擔了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教育》。從1985年9月退居二線，張騰霄在此后多年撰寫了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和弘揚革命根據地人民教育革命傳統的論著，還撰寫了一些教育學、教育哲學方面的論文。
如今，這位百歲老人安然靜守在人大校園，依然保持著他的爽朗、樸實、嚴謹、誠懇。作為由革命根據地高級干部學校培養出來，幾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教育家，他見證了黨的教育事業的發展，為開拓和發展新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當見到前來祝壽的學校領導，他不忘叮囑說，現在國家經濟社會形勢良好，高等教育繁榮發展，希望學校把握機遇，推動各項事業邁上新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