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盡心培育桃李 竭智求索真理

　　【編者按】高放，原名高元浤，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中國和北京市國際共運史學會、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專業委員會和北京市政治學行政學學會顧問，同時擔任《理論探討》《理論參考》《新視野》《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社會科學研究》等期刊顧問或編委。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1948年1月到晉冀魯豫解放區，改名高放，進入北方大學文教學院學習;7月，被選拔為研究生，攻讀馬列主義理論。1950年8月，調到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任教員，長期執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科學社會主義、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等課程。1981年，由國務院總理批準聘為全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之一，在人民大學建立全國第一個國際共運史專業博士點。1982年出版約23萬字專著《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同年開始主編《國際共運》雜志。1993年以來，六家出版社先后出版《高放文集》9本，共計400多萬字。改革開放以來，主編、合編、合譯、合著、專著共50多部。2003年，《啟蒙助我成為學者》獲《光明日報》征文一等獎。2009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2018年5月30日13點26分，高放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1歲。高放教授一生為人正直，潛心育人，治學嚴謹，著作等身。他的逝世，是學校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科學社會主義學科的重大損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貢獻，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老驥伏櫪期盼青春永駐，烈士暮年唯思昂然奮起，盡心培育桃李，竭智求索真理。”耄耋之年的高放說，這是他有生之年的夙愿至理。

　　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全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第一位教授、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導師，建立全國第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博士點，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從事政治理論教育工作60余年，高放在國際共運史、科學社會主義和政治學領域成就卓著，被《中華當代文化名人大辭典》《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中國人物年鑒》(1995)等稱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家”“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主義學家”。

　　學海沉浮 融會中西

　　1927年，高放出生于福州，因五行缺水，父親為他取名“高元浤”。1948年，他懷著革命激情投奔到晉冀魯豫解放區，“感到思想上、精神上獲得解放，又想甩掉那個‘五行缺水’的封建主義尾巴”，便把名字改為高放。

　　高放的高中生活在福州英華中學度過，這是福建省第一所教會中學，時任校長的華人陳芝美博士思想開明，主張英美式自由主義教育，允許學生不信宗教、反對宗教，也允許宣傳馬克思主義。那時，高放閱讀過孫中山、蔣介石、費爾巴哈、盧梭、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魯迅等人的著作，還借讀到《共產黨宣言》《西行漫記》等書，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并且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認識。他17歲就開始在《東南日報》《南方日報》發表新詩、散文和雜文，還創辦過級刊《成淵通訊》和校刊《英華消息》，當時，他的愿望是當一名新聞記者。高中畢業的高放，本來以第一名的成績由暨南大學新聞系錄取，但心中更向往北京大學，又因北京大學當時沒有新聞系，一番思索后，選擇了北京大學政治系。在北京大學的一年半，改變了高放的命運，他不僅在政治學方面打下了基礎，還積極投身學生民主運動，于1947年6月加入地下黨領導的民主青年同盟，“可以算是老資格的共青團員”。

　　學習一段時間后，高放感覺北京大學死啃英文版政治學原著的教學模式太脫離中國實際，同時也越來越不滿于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和貪污腐敗。他于1948年1月越過國民黨政府設置的封鎖線，投奔至晉冀魯豫解放區，立志成為一名戰地記者。他被分派到山西潞城的北方大學學習數月，后來歷經北方大學遷址、合并。在華北大學籌備培養研究生之際，他被中國革命史專家何干之看中，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小組研究生。高放說，這改變并且決定了他一生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崗位。解放區的革命傳統教育幫助他養成了艱苦奮斗的生活習慣和注重聯系中國實際的治學態度。1949年3月，高放隨華北大學遷至北京，擔任華大二部學習助理員，幫助新入學的學員學習馬克思主義，他的理論水平和思想覺悟進一步提高。幾個月后，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篇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群”是有階級性的》。同年12月30日，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說，從那時起，他更加自覺地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革命傳統教育有艱苦奮斗、聯系實際的良好風格，但也無法避免系統性不足的缺點。為了系統學習革命和建設理論，1950年9月中共中央創辦了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先后邀請了近百名蘇聯專家來華講學。那時，高放被調到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員，教授“馬列主義基礎”課，他一邊獨立授課，一邊聽蘇聯專家的講課，學習了大量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七年的教學生涯，他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養成了從理論角度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的習慣，掌握了從理論高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教條主義習氣濃厚。”高放說，“由于以前接受過自由主義和革命傳統兩種教育，我受教條主義影響還不算嚴重。”這一時期，他發表了第一篇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科學論文《從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歷史吸取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教訓》，出版了第一本論著《論我國過渡時期的工農聯盟問題》。1956年，憑借教學、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績，高放的行政職級連提三級，教學職級升至六級，并被評定為副教授上報(后因反右派斗爭擱置)，他深入淺出的教學風格、銳意創新的教學經驗也在全校廣為流傳。

　　“我的個人命運緊隨祖國的命運。”改革開放前，高放經受了兩次思想上的重大打擊。1957年反右派斗爭時，他被當作“白專”典型。“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失去了教學和科研機會。高放說：“經歷了思想上的重大打擊，我的心路更加通達了，今后我會更加嚴謹地鉆研問題，更加盡心地善想善說，繼續發揮余熱。”

　　潛心治學 矢志不移

　　“談到讀書、做學問，我一向對高放教授非常佩服。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真正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一位大師級人物。”“高放教授八十華誕學術研討會”上，85歲高齡的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熙在講話中說道。

　　高放在學術上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囿舊說，勇于創新，形成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見解。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他用一句話、22個字簡明概括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科學”，并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有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3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包括政治學、法學、軍事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教育學、民族學等十幾個組成部分，相應也有十幾個來源;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需要有這十幾門科學為它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的研究，對這十幾門科學都有重大建樹”。談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他提出應該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解放運動為主線，要改變以往“四個突出”(即過分突出幾個大黨、幾個領袖、幾本經典著作和幾次路線斗爭)的偏向，力求完整地反映歷史本來面目，全面地總結歷史經驗。針對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和學術派別，他主張全面分析，取其精華、摒其糟粕，全盤照搬和全盤排斥都是不對的。

　　“不唯上、不唯書，凡是自認為不對的觀點，不論什么人講的，都不要去論證，去傳播。要講真話、實話、新話、深話，不要講假話、空話、套話、淺話。要虛心聽取不同意見。”長期以來，高放秉持獨立的學術品格，矢志不移追求真理，堅持不懈進行探索，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1980年，他被評為中國人民大學先進工作者，自那時起，連續被選任為國際政治系國際共運史教研室副主任、當代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1983年被評為教授(也是全國國際共運史專業的第一個教授、第一個博士生導師);1987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新成立的國際政治和國際共運研究所(1993年起改稱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校內擔任學術委員會、教師學銜委員會、吳玉章獎金基金委員會、學報編委會、大學叢書編委會委員及書報資料中心顧問;校外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1983—1991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等，從事社會兼職30余項。

　　耄耋之年 伏櫪之志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的這句話是高放最欣賞的格言，也是他追求真理、不斷探索的真實寫照。

　　1997年9月，年滿七旬的高放從中國人民大學離休，但實際上是離而不休、欲罷難休。多年來，他繼續被外交部機關黨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北京大學等高校聘任為教授、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不斷被邀請到上海、海南、溫州、天津等地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還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報刊文摘》各大報刊發表文章。21世紀伊始，他先后出版《高放政治學論萃》《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別史》《縱覽世界風云》等文集，學術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社會影響力持續擴大。

　　離休后的高放學術成果連年累累，78歲高齡時被學校返聘，繼續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還在擔任博士生導師。“士兵的生命在戰場，教師的生命在課堂”，在多年執教經驗的基礎上，高放總結出了悉心、精心、傾心的“三心”教學法。他傳授學生“要學習、掌握五個基本，即基本原理、基本歷史、基本知識、基本方法、基本訓練”，“要處理好‘專與博’以及‘學與思’的關系，對某一門科學深入研究時，還要廣泛涉獵其他學科，多去圖書館，多聽各種專題講座”。

　　近年來，高放仍奮戰在學術一線，先后發表《〈共產黨宣言〉當代解讀》《〈共產黨宣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選舉是民主第一要義》《“公仆”的理念與實踐》等文章，出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心聲》《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新論》等專著和文集。雖然年歲已高，但他仍然堅持每天拿著放大鏡讀書看報，留心獲取新資料、捕捉新信息，還注意從來訪者和自己接觸的人那里了解各方面現狀實況。“雖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我仍有伏櫪之志，愿繼續為偉大祖國教書育人，建言獻計。”

　　(原文刊于《大師淵范——中國人民大學名師大家專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