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當前中美關系的問題與出路
首先要做的是為中美關系尋找一個新的戰略定位。斯坦伯格的“戰略再保障”所提出的意見很中肯，只要雙方都拿出誠意來。之前的“融入——接納”模式仍然可以作為新時期中美關系的大戰略基礎，即美國歡迎一個“繁榮成功的中國”，而中國則應本著對外部世界負責的態度來實現其發展。
就當前而言，中國理應在國際社會上主動承擔更多的義務，但同時也需要著力消除中外雙方在“中國責任”上的認知差距，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難處，明白它在擔當國際義務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給自己造成壓力的同時卻使外界誤解中國；美國方面則需要學會不再以一種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力量客觀發展的現實，尤其需要在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為中國釋放更大的制度空間。總而言之，即在現存體系內，中美兩國應該做到“兩個sharing”，美國要向中國“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中國要為美國“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實際上，中國完全不排斥一個繼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在過去的20年里，兩國在這個體系中的確實現并享受了“共贏”，相信在雙方的適當調整下，未來的這個體系仍能讓兩國皆大歡喜。
其次，雙方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的爭端解決和控制機制。正如前面所說，中美關系的戰略穩定必須依靠機制化的交流溝通，而鑒于未來雙方可能出現的問題和誤解越來越大，一定程度的摩擦糾紛很難避免，中美在問題出現后必須能夠及時有效地溝通磋商，協調政策，方能保障雙邊關系的健康運行。尤其在頗為敏感的軍事防務領域，隨著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加速，雙方都迫切需要一種更深程度的對話交流，以免相互間的猜忌和質疑越走越遠，最終造成戰略誤判，釀成悲劇。基辛格給中美關系貼上的“共同演進”（co-evolution）標簽所蘊含的“在可能的領域展開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的思路非常清晰，因此，中美關系最能依賴的發展路徑就是雙方通過一系列非常具體的事務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種“功能性伙伴關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然后再由兩國在這些大規模、多層次的接觸中共同探索出一條新型的大國關系之路，而機制化的溝通將是這一切合作的堅實基礎。
最后，雙方的領導人仍然需要堅定的政治決心和遠大的戰略視野。這種堅毅和智慧不僅需要用在處理雙邊關系的具體問題當中，還要致力于在國內塑造出有利于雙邊關系穩定的共識。中美兩國內部從普通民眾、學者到政治精英，關于自己國家應該在雙邊交往當中更強硬還是應更寬容的分歧一直很大，目前由于諸多困難的存在，“強硬派”觀點擁有巨大市場。這使得想要搞好中美關系的兩國領導人必須擁有巨大的智慧和決心，不懼艱險地克服國內外的種種制約，讓“合作是兩國唯一選擇”的理念得到國內最大限度的認同，使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實現雙邊長久穩定的發展得到民心保障。
來源： 《國際觀察》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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