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當前中美關系的問題與出路
2.歷史條件。西方的對華強硬派總偏愛以一戰前的英德關系來類比今天的中美關系，但一些很明顯的時代事實表明了這兩對關系的類比實際上并不科學。首先，中美同為核大國的事實表明了雙邊關系的問題不可能通過武力沖突來解決。其次，全球工業化和信息科技全球化帶來了全球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及民眾政治覺醒，使一個大國很難以非和平、對抗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這一點對于剛結束伊戰和阿富汗戰爭的美國而言再清楚不過。再次，當今時代國際法的制度化程度和約束力遠非一戰時期所能相比，一個國家假如要背離聯合國以及相關的國際規制來行動，則其付出的代價將是無比慘重的。最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雖然是中美分歧的一大爆發點，但政治層面的分歧并不意味著雙方在功能性領域的合作應該停滯，反而使得中美依靠具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來搞好雙邊關系顯得更加重要。雙方在反恐、打擊有組織犯罪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等領域同樣擁有廣泛的合作空間，并且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和當今世界中美兩國舉足輕重的地位持續加強，各類全球性問題也只有中美的合作參與才有可能得到實質改善。
3.雙邊條件。中美雙方當前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都已建起進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礎。在經濟領域，5300億的中美貿易總額以及中國1.3萬億的美國國債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相互確保的經濟摧毀”，這種關系本身就已經決定了中美“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唯有合作一途可走，雙方乃至全世界都經不起一個中美的“新冷戰”。在社會聯系上，除了數額龐大的相互直接投資外，兩國人民的關系中還有很多良好基礎。比如數量龐大的美籍華人，他們在美國國內所發揮的社會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為中美之間不走向對抗的一大保障。
在政治領域，雙邊關系基本建成了各個層面的機制化、專業化磋商，這些都是中美關系中可以利用的寶貴資源。截止至最近一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雙方已有近百個雙邊多層次對話機制，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SAED以及頗為敏感的軍事防務磋商，它們在頻率和深度上都應得到兩國更大力度的加強。未來中美在大戰略層面的合作基礎不會憑空產生，只可能是在這些真誠而頻繁的接觸交流中探討出來的，這也是雙邊關系中必須有所作為，并且大有可為之處。此外，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們在“習奧會”中看到的兩國最高領導層中對于搞好中美關系的強烈政治愿望。
可以說，中美關系的實際基礎并不差，但這些客觀條件是否能被有效組織起來服務于雙方的未來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這就要求中美兩國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都需要轉變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以適應世界形勢和雙邊關系當中的眾多變化。
[1] [2] [3] [4] [5] [6] [7] [8]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