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愛平：乾嘉漢學的意義
來源：山西日報
乾嘉漢學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淵源于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由顧炎武開山，閻若璩、胡渭奠基，至吳縣惠棟正式確立，經徽州戴震發展到高峰，再到揚州阮元等學者而進入總結階段。
乾嘉漢學最主要的貢獻在于對古代典籍的系統整理和傳統文化的全面總結，從而使得中國數千年來包括各個學科和各個領域在內的許多專門絕學得到發掘和彰顯，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的思想意義。那種認為乾嘉漢學有考據而無經世、有學術而無思想、漢學家純粹“為考證而考證”“為學問而學問”的傳統觀點，是不確切的。
今天，當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再次掀起文化熱、國學熱之時，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了解、研究、評價清代的乾嘉漢學，以便更好地借鑒、利用漢學家給我們留下的這份豐厚的文化遺產。
――編 者
中國傳統儒學在宋明時期是以理學為主，到了清代，則以經學為主。由于清代的主流學術主張回溯和尊崇漢代的經師經說，所以清代的經學被稱為漢學;由于漢學以文字音韻、章句訓詁、典章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樸實的經史考證為研究方法，學風樸實謹嚴，故人們又以樸學概而括之;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清代的經學研究尤為重視證據、強調考證，幾乎“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字無來歷”，因此又稱之為考據學;由于清代漢學在乾隆、嘉慶時期發展至高峰，成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流派，所以又被稱為乾嘉漢學或乾嘉學派。我們把清代學術的講題定名為“乾嘉學案”，其涵義也在于此。明清之際，社會動蕩，占據思想界統治地位數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學迅速走向衰頹，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以挽救社會危機為目的、以樸實考經證史為方法的實學思潮勃然興起。
在明清易代后，許多學者從現實和理論的反思中深刻認識到心學以及理學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對包括心學在內的整個宋明理學進行修正和批判。
在學術界普遍拋棄宋明理學之后，清初學術向何處去?一代學術又如何發展?對此，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回歸古學、復興經學的道路。
在這股努力回歸傳統儒學的學術趨向中，有兩位學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錢謙益和費密。
理論思維及學術取向的變化，還帶來了學術界研究方法的變化和研究領域的開拓。在這方面，影響最大、最受后世推崇的就是著名學者顧炎武。事實上，顧炎武尖銳的學術批評、高揚的民族氣節、峻潔的個人品行和經世致用的治學目的，都為一代學人士子樹立了典范;而他在治學方法和研究領域所進行的探索，更是為一代學術的發展開啟了先路。可以說，顧炎武提倡的治學方法及其所從事的諸多領域的研究，直接促成了清初學術由宋明理學向乾嘉漢學的轉變，后世學者或繼承他的治學方法、或發揚他的治學精神、或拓展他的治學范圍、或推進他的專門研究，終于演成一代學術鼎盛的局面。顧炎武也因此被尊為清代漢學的開山。
在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向乾嘉漢學轉變的過程中，有兩位重要的學者不能不提，這就是閻若璩和胡渭。他們的學術主張和學術成就，為漢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閻若璩和胡渭通過他們的學術研究，于后世昭示出強烈的思想意義。
乾隆年間，中國古代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鼎盛時期，一代學術亦即乾嘉漢學終于正式形成。
學界公認，惠棟是清代學術史上最先明確打出漢學旗幟的學者。惠棟繼承家學，十分尊信和推崇漢儒經說。為了構筑漢學的森嚴壁壘，惠棟有力地揭橥并確立了漢學的治學宗旨，他十分強調：“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正是經由惠棟的倡導，由古書的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義理的主張，才得以正式確立，并成為漢學家共同尊奉的學術宗旨。
惠棟最受時人和后人推崇的學術成就，是對《易經》的研究。他在深厚的家學基礎上，精研20余年，輯錄兩漢經師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諸家《易》說，并發明《易》理，著《易漢學》八卷;又考證漢儒《易》說，發明《易經》義例，著《易例》二卷。在爬梳漢儒《易》說的基礎上，惠棟進而以荀爽、虞翻為主，參以鄭玄、宋咸、干寶等各家之說，融會貫通，疏解《易》，撰《周易述》一書。雖然這部書由于惠棟病逝而未能最終完成，但他復興漢儒經說的努力和成效仍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不過，漢儒經說本身，不僅有今文、古文的分別，還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讖緯之學的影響，或多或少流于陰陽災異之說。對此，惠棟大多不加別擇，全盤繼承，這就造成了今文古文雜糅、精華糟粕并陳的狀況。
由于惠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聲望，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學友和弟子，他們大多恪守惠棟尊崇漢學，強調文字、音韻、訓詁的學術宗旨，治學風格和研究內容也與惠棟相近，甚至就連表現出來的一些弊端也大體相同，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漢學的第一個學術陣營，在清代學術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繼吳派之后，把漢學推向發展高峰的，是以戴震為首的皖派。皖派與吳派并非兩個對立的學派，而是先后相承、互為師友，體現了清代漢學發展、演進歷史軌跡的兩支勁旅。
戴震是清代中葉最著名的學者，學識淵博，識斷精審，集清代考據學之大成。他對乾嘉漢學的繼承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大力闡揚漢學治學宗旨。戴震曾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這就是：“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由字而詞而道，準確而又簡明地闡發了漢學的治學宗旨，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
其二，倡導訓詁、考據與義理的結合，強調義理的重要性。由于漢學的治學宗旨是由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入手尋求經書義理的，一些漢學家過于強調訓詁考據，不免有所偏向，少講或不講義理，甚至將義理完全歸之于宋儒的空言議論。為糾正這―偏向，戴震特別倡導訓詁、考據與義理的結合。
其三，努力提倡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戴震以一個思想家的敏銳眼光，覺察到漢學開始顯露出的泥古傾向，因而大力提倡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從而使漢學得以及時克服泥古、佞漢的弊端，達到一代學術發展的高峰。
其四，致力于文字、音韻、訓詁、考據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以文字、音韻、訓詁為例，戴震把古音學的知識運用于群經字書的訓詁中，打破前人“即形求義”的框框，而注重從聲音上探求字義，這就是訓詁學史上極為重要的訓詁方法：“因音求義”，也稱為“因聲求義”。
其五，批判程朱理學，闡發義理思想。理學家把人性分成“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認為前者是產生“人欲”的罪惡淵藪，后者才是符合“天理”的真正“人性”，因而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戴震根本反對這種理欲觀;在他看來，“欲”乃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血氣之自然”，“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而理學家把“理”“欲”截然對立起來，“理”實際上已經成為殺人的借口和工具。戴震的思想學說，表現出強烈的社會關懷，在清代中葉的學術思想史上獨樹一幟。
繼吳派、皖派之后，深受皖派學術影響，又繼續保持漢學發展態勢，并為清代漢學作總結的是以阮元為代表的揚州學派。
阮元的學術主張主要有：第一，努力推闡漢學治學宗旨，強調要尋求圣賢之道和經書義理，就必須通過文字、音韻、訓詁，舍此無它途徑;第二，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在這方面，可以說阮元繼承了皖派學術的特色而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戴震尚未直接揭明“實事求是”一語，阮元則不僅明確揭出，而且反復予以強調說明;第三，主張折衷漢、宋，兼采二者之長。阮元認為，漢學、宋學兩家各有所長，不可偏廢。在他看來，古代周公制禮之時，已有“師”“儒”之分，后世之學，大體不出此范圍，即如相互對立、紛爭不已的漢學宋學，實際上也是各得一端，皆有所長。因此，阮元主張將宋學重視義理的特點和漢學崇尚考據的長處結合起來，用他的話說，就是“崇宋學之道性，而以漢儒經義實之。”這一點，可以說是揚派學者獨具的特色，即漢學發展到高峰以后才出現的一種總結、融合的學術取向。一般認為，漢宋之間的調和是在嘉道以后，實際上，在乾嘉后期就已經開始了。
在始終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阮元還憑借學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條件，大力提倡學術，獎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圖書。學者提供了讀書治學的津梁，也總結了清代前期經學、小學等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史稱其“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確非過譽之辭。
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阮元為代表的揚州學派的出現，為盛行一時的漢學作了一個總結。此后，隨著社會的變化，特別是近代以降，漢學日益走下坡路，而被重新崛起的今文經學所取代。雖然其流風遺韻尚存，但其地位和影響已經無法與乾嘉時期相提并論了。
(李 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