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與《四庫全書》
來源: 今晚報
從為官的角度看，紀曉嵐的人生際遇是順利的。24歲中舉，31歲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除了乾隆33年因給犯了罪錯的親家通風報信被革職發配新疆二年以外，仕途是一帆風順的。從為文的角度看，他的詩、文和文言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在文壇都留下了足跡，但大都是應景頌圣或“弄筆遣日”之作，能表現真性情的作品并不多。真正讓他傾畢生精力而為之的是對《四庫全書》的編撰與整理。乾隆35年，紀曉嵐結束了新疆的遣戎生活“恩命賜還”，正在彷徨之際，《四庫全書》開館了，乾隆任命他與陸錫熊為總纂官，授翰林院侍讀。這意外的恩遇使他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浩繁的《四庫全書》的收集、整理、校閱之中，朝斯夕斯，兀兀十年。乾隆46年大功告成。又帶領大批繕寫人員抄錄七套分別藏于“七閣”，歷時整整5年。再加上此后又重新校刊數年，真可謂“蓋其生平經歷，已畢萃于此書矣”!
《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最大一部官修叢書，計收錄圖書3470種，79028卷;存目圖書6918部，94034卷。乾隆之所以不惜工本編輯這部“全書”，一方面是為了大倡“程朱理學”，另一方面更想借機大張旗鼓地收集民間藏書，以加強思想統治。所以，差不多在大規模征集圖書的同時，查禁的工作就開始了。各地督撫初審，四庫館臣復審，再由皇帝御覽，層層把關，嚴查濫毀。據不完全統計，禁毀書籍“近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等”。發現有問題的書，實行問責制，作者、作序者、收藏者都要被追查，于是，接二連三的文字獄一直與“四庫”工程同步進行著。往往一字不妥，片言可疑，即被封門抄家，株連九族，簡直是又一次“焚書坑儒”，對傳統文化不啻為一場浩劫。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復雜的，我們還應當看到，“全書”的編輯對傳統文化還有積極的建設性的一面。它是一次對古代文化的檢驗與總結，至今有相當一部分已成海內孤本，收藏之功不可小視。其后的二百多年，中華大地飽經戰亂，如無“七閣”藏書，古籍流失或許會更加嚴重。再者，在編纂《四庫》的過程中還衍生了許多“副產品”，如：取其精華473種編為《四庫全書薈要》，藏于“大內及御園”;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00卷;此外還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本藏書》等，其中的“提要”和“考證”，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四庫”的影響下，近代還掀起了匯刻叢書的熱潮，推動了文化建設。
回過頭再說紀曉嵐。作為總纂官，他在《四庫全書》的功與過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從現存資料看，沒發現有關他參奏某人某書違禁的記載。再從當時的組織結構看，還有正副總裁、總校官、分校官，如果所選書籍內容出了問題，被追查的首先是這些人;只有文字出了問題，才打總纂官紀曉嵐和陸錫熊的板子。如此說來，在《四庫全書》編輯的“過”的方面，紀曉嵐似乎不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在“功”的方面卻是可圈可點的。
首先是收集圖書。在向民間征集圖書的大潮中，紀曉嵐本人獻書105 種，為北方之冠。同時，他也一直在做搜求遺書工作，而且出于“服善”之心，將不少當代著名文人，像錢大昕、王鳴盛、姜炳章等人的作品都收集著錄，很為人們稱道。
其次是編輯圖書。這是紀曉嵐和陸錫熊的主要工作。他們先將收羅來的書按《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法，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區分其性質，再據質量分為合格與不合格兩類。合格的重新抄寫，其中優秀的刻印保存;不合格的只存目。“四庫”叢書汗牛充棟，人們查找閱讀苦于無從下手，紀曉嵐編撰了“總目提要”，提綱挈領，供讀者擇取，功德無量。他所帶領的360名館臣又都不是等閑之輩，都是一流專家，代表著當代最高學術水平。大家分工協作，分類校閱，寫出提要，再由總纂官增刪考訂，使它成為有體例、有組織、有見解的精品目錄書。由于陸錫熊先逝，付出更多勞動的是紀曉嵐。書成后連嘉慶皇帝都贊嘆說他“十有余年，甚為出力。”
再次是校閱圖書。由于“四庫”工程“篇幅浩繁”，雖有校官把關也難免疏漏。“七閣”告成之后，乾隆偶加翻閱，發現“訛謬甚多”，不禁龍顏大怒，陸錫熊和總校官陸費墀均不堪壓力，抑郁身亡。唯紀曉嵐帶領一干人年復一年地進行艱苦的重新校理，“四至避暑山莊”。不過此老偏能隨遇而安，校勘之余，能有感于山莊的山容水意、樹色泉聲，于是追錄舊聞以消閑送老，寫出《閱微草堂筆記》。
總之，紀曉嵐對這部中國文化史上最大一部叢書的收集、整理、校勘乃至面世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編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中國學術史上享有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