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精致的正義論體系──《正義論》譯者前言
這樣，在本書的第二編"制度"中，羅爾斯就通過描述一種滿足兩個正義原則的社會基本結構和考察兩個正義原則所帶來的義務和職責來展示兩個正義原則的內容。第二編有三章：其中第四章"平等的自由"討論第一個正義原則，因而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學和法學的問題。它所假設的主要背景制度是一種立憲民主制。在這一章中，羅爾斯首先確立了將兩個正義原則胯用于制度的一種四個階段的序列，即：(1)在原初狀態中選擇正義原則，(2)制定憲法，(3)制訂法律，(4)規范的應用，并認為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步排除無知之幕的過程。然后他規定了自由的概念，進而按照上述的過程探討了平等自由的三個問題：良心的平等自由和寬容、憲法的正義和參政自由、與法治相聯系的個人自由。而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為了闡明自由的優先性，即第一個正義原則對第二個正義原則的優先，平等自由對社會經濟利益的優先(第一個優先規則)。在這這一章的最后一節，羅爾斯給出了一種對于"公平的正義"理論的康德式解釋，認為原初狀態和正義原則可被看成是對康德的自律和絕對命令的一種程序性說明。
第五章"分配的份額"討論第二個正義原則，因而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學問題。在這一章中，羅爾斯試圖描述在一現代國家的背景下滿足第二個正義原則要求的制度安排。他首先解釋政治經濟方面的正義概念，或者說作為一種政治的經濟理論的正義原則，認為一方面社會經濟制度塑造人、決定人，另一方面對制度的選擇又涉及到人類善的觀念，涉及到人的理想，作為公平的正義恰為社會經濟的安排提供了一個阿基米德式支點。然后，他進一步評論經濟體系，特別談到自由市場與私有制并無必然聯系，它與社會主義也是相容的，聲言私有制和公有制對兩個正義原則都是開放的，都能夠滿足它們。羅爾斯還具體地假設了分配正義的背景制度，假設政府在這方面按功能分為四個部門，即配給、穩定、轉讓和分配部門，至于交換部門則與正義原則無關。之后，羅爾斯轉到代際正義和儲存(saving)的困難問題，即每一代要為后面的世代儲存多少。他反對時間的偏愛，即反對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或者只顧現在而不管未來;他強調代際之間的公平，為儲存率提出了一個上限，反對功利主義可能要求的過高的積累率，并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論證正義對利益和效率的優先(第二個優先規則)，強調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為借口而損害現在這一代的公平份額。然后，羅爾斯試圖說明，他對分配份額的闡述能夠解釋正義的常識性準則的從屬地位，認為這些準則不能提高到第一原則水平，例如工資政策方面的"按貢獻分配"和"按努力分配"這兩個準則之間就有矛盾。羅爾斯還區分了合法期望與道德應得(moral desert)，反對一切利益均應按道德價值來分配的常識性觀點。在本章的最后兩節中，羅爾斯還把他的正義觀與混合觀念及至善論原則進行了比較。
第六章"義務與職責"討論用于個人的道德原則，或者說由兩個正義原則帶來的義務和職責。羅爾斯認為：原初狀態中的人在選擇了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兩個正義原則之后，還要選擇用于個人的原則，選擇國際法原則和優先規則，也就是說要建立一種完全的正當觀──"公平的正當"(rightness as fairness)。此時，"正當"實際上可置換成"符合原初狀態中被選擇的原則"的陳述。羅爾斯把用于個人的一組原則稱為由公平原則統攝的各種職責(obligations)，把另一組個人原則稱為自然義務(natural duties)。履行職責要有兩個前提：一是背景制度是正義的，二是履行者自愿接受這一制度的利益或機會，它意味著一種合作體系的公平份額、公平負擔，而自然義務則不涉及自愿行為，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與制度亦無必然聯系。這樣，例如，一般公民雖負有支持和促進正義制度的自然義務，但卻沒有政治家的那種政治職責。羅爾斯在本章的頭兩節考察了在原初狀態中選擇這些原則的理由以及它們在穩定社會合作方面的作用，然后用大部分篇幅研究這些原則對于一種立憲結構中的政治義務和職責理論的意義，特別是聯系多數裁決規則(majority rule)和服從不正義法律的理由解釋了"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和"良心的拒絕"(conscientious refusal)以及它們在穩定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制度中的作用，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已屬于部分服從的非理想理論的范圍。羅爾斯主要是想通過概述一種公民不服從的理論來闡明自然義務和職責原則的內容。這一理論包括三部分：一是規定把它與其它抵制形式區別開來的定義;二是證明它在哪些條件下是正當的;三是闡述它在穩定憲法制度方面的作用。羅爾斯最后說到："如果正當的'公民不服從'看上去威脅了公民的和諧生活，那么責任不在抗議者那里，而在那些濫用權威和權力的人身上，那些濫用恰恰證明了這種反抗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