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之子】鄔滄萍：開拓一“生”一“老”之學
來源：人大新聞網
鄔滄萍，1922年生于廣東省廣州市。中國民主同盟盟員，著名人口學家、社會老年學家、統計學家。1946年畢業于嶺南大學經濟系，1950年獲得美國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后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統計學專業。1951年回國后于北京輔仁大學、中央財經學院任教，1953年轉入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曾任中國老年學學會會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國際人口研究機構聯合會常務理事、國際計生聯亞太地區常務理事、國際老年學會亞太分會常務理事等。參與編寫我國第一套人口統計學教程，公開出版教科書、專著、譯著、辭典等約30種，代表著作有《人口學辭典》、《人口統計學》、《商業統計學》、《社會老年學》、《世界人口》、《中國人口老齡化》、《老年學概論》、《人口、資源、環境關系史》、 《轉變中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等，公開發表論文、文章300余篇。1995年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科學獎)。2012年10月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11月獲中宣部、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評選的“最美老有所為人物”稱號。
11月19日，由中央宣傳部和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聯合評選的“最美老有所為人物”揭曉，93歲高齡依舊活躍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的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鄔滄萍名列其中，是唯一一名來自高校的入選者。
耄耋之年大有作為。2012年國慶時節，年入九旬的鄔滄萍教授捧著新近出版的50萬字書作《老齡社會與和諧社會》迎來首次頒發的“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頒獎詞評價他“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中國智慧……一‘生’一‘老’之學堪稱典范”。
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轉入人口學，近花甲之年從事老年學研究，創辦我國第一個人口研究機構、第一個人口學系、第一份人口學學術期刊、第一個國際人口學培訓機構。作為中國人口學與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鄔滄萍教授笑言，“我之所以繼續工作，就是想看一看，一個知識分子的潛力究竟有多大。”
回歸：舍下“金飯碗”走上講臺
“如果我不回中國，就不會在人民大學當教授了，也不會有這么廣闊的天地來研究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
1922年，鄔滄萍出生于廣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大學畢業后考入上海海關學院，分配到香港九龍海關當公務員。其后，他自費去往美國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求學。1950年，所有留學的知識分子都面臨著回不回中國的選擇，鄔滄萍當時已經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正在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孩子剛在美國出生。
“我的思想斗爭也很激烈。”周圍很多聲音都在勸說他繼續學習或者留下工作，不僅有獎學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條件還可能拿到美國綠卡，“一直到船上，他們還在做工作。”
“中國人回國還需要有理由嗎?留在美國才需要找借口。”鄔滄萍說，之所以選擇回國，是因為從中學時候開始，他一直都受到進步力量的影響，也看了一些進步書刊，“愛國主義始終是主流。”
回國后，鄔滄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輔仁大學經濟系，后經院系調整，進入到了他曾經“想都不敢想能去”的中國人民大學。
“吳玉章校長給我們講黨課，我們所有師生在三九隆冬的時候，都是穿著一件棉襖，每個人帶一個小馬扎，在文化廣場露天聽報告，很冷的，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
在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讓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了一個質的提升。對教學工作來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哲學基礎，就像既獲得了一個望遠鏡，能夠站得高看得遠;又獲得了一個顯微鏡，對小問題就可以看得更加深刻。”
在香港時，鄔滄萍在海關的工作是“金飯碗”，到美國求學時，他身處金融中心華爾街。從海外歸來參與初創高等教育，他不但要適應環境的轉換，還歷經三次下放農村勞動。而他三次都是勞動模范，“通過勞動，我慢慢地就覺得對我國農民生活的認識對于我從事社會科學有好處。”
從本科到碩士，鄔滄萍專攻經濟學，在美國留學后期，一心想要回報祖國的他考慮到，當時“MBA只適合于西方的市場經濟，中國的計劃經濟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專門修了“技術上有用”的統計學。任教中國人民大學，他也就到了統計系。
一次跨學科的選擇，成為鄔滄萍開展人口學研究的起源。
轉折：闖入人口“禁區”
1972年，鄔滄萍從“五七”干校勞動下放回來，很快就被學校領導召集參加了一項當時認為有風險的臨時工作。
1971年，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需要參加聯合國會議，許多工作就顯得有些措手不及。當時全世界人口增長很快，人口與貧窮、污染成為世界三大難題。中國準備參加1974年召開的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于是就由國家計委組織了一個班子研究人口問題。研究小組共有十幾人，絕大多數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劉錚是小組負責人，鄔滄萍也在其中。
作為統計學教師，鄔滄萍參加過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當6億人口的統計數據出來后，全國為之震驚，都開始討論這一問題。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李景漢、吳景超，清華大學陳達，北京大學費孝通，民族大學潘光旦等社會學家都提出過人口過多的觀點。在當時的論爭中，因為“很大程度上受蘇聯影響”，認為人口多、增長快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認為“人手論”比“人口論”更科學，馬爾薩斯“人口論”是資產階級的，一批社會學者因此遭到批判，幾乎無一例外被劃為“右”派。
此后20多年，人口問題成了高壓線，沒有人敢碰，人口學研究進入停滯時期。當國家計委聯系中國人民大學接手這項“臨時工作”時，主導思想還不敢肯定中國必須要控制人口。
“當時領導征求我意見，我認為也沒有什么可怕的，但也有點擔心，確實心有余悸。”鄔滄萍對人口問題的試水使他慢慢進入角色。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鄔滄萍研究過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發現1936年是舊中國最好的一年，那年人均國民收入是36美元，但還是與美國相差近60倍。這給了他強烈的震撼，“中國地大但物并不博”，造成這種狀況，經濟不發達是一方面，人口多也是一個原因。
接受國家計委的臨時工作后，鄔滄萍和研究小組主要梳理了中國人口史和國外人口研究。因為懂英文，經常負責翻譯和參加國際會議，他對人口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刻，“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世界最復雜的，也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問題。”
開拓：全面認識人口問題
說到“計劃生育”，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但“新人口論”之前已歷經學術論爭。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論我國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為中心而開展的討論，是較為重要的一次。
縱觀《論我國今后的人口政策》全文，最引人關注的就是鮮明的觀點“減少人口的原則如能為國家基本國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制生育”。文中提出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要有適度配合的觀點，主張節制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要結合國情制定人口政策，節制生育運動重點在農村，要把節制生育與養老問題相結合等等。
“這是從人與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思考人口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與我們今天所講的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基本吻合。”鄔滄萍說，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是很多人簡單理解的“人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
在中國人民大學，劉錚、查瑞傳、鄔滄萍等都是從統計學開始進入人口學研究。如今，斯人已逝，唯有鄔滄萍教授還在耕耘不輟。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落幕后，鄔滄萍所在的臨時研究小組解散。國務院文教辦、北京市委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就聯合向上建議成立一個常設機構研究人口問題。首選的自然是臨時研究小組成員，劉錚和鄔滄萍留了下來。
那時中國人民大學因“文革”停辦尚未復校，1974年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就設在校園西邊半間破舊房子里，聚集了十幾個研究人員。在這里，他們“出版了好多書，辦了好多雜志”。
1979年，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中國人口學家代表團到聯合國和各國訪問，全團5人有4人來自人民大學，劉錚是團長，鄔滄萍是秘書長。
1979年3月，全國第一個向上報送的人口研究報告《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遞交到國務院。這份報告來自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由鄔滄萍起草，與劉錚、林富德共同發表。報告兩次登在《內部參考》里，還在各省委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放。報告提出，要嚴格控制中國人口的增長，“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堅決杜絕生三個孩子”。
同期，鄔滄萍和劉錚在《人民日報》共同發表理論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自批判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絕跡，《人民日報》當時已有近20年不曾發表相關文章。
其后，在昆明召開的全國人口規劃會議上，代表人口研究所參加會議的鄔滄萍“舌戰群儒”。當時會上提出，各地貫徹只生一個孩子的計劃，持續幾代人，以把人口總量控制在6-7億。鄔滄萍根據《五點建議》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時期提倡生一個可以，但要強制只能生一個，持續幾代人，肯定不行”，“單靠數學和計算機研究是不行的，中國的生育要與物質生產和社會條件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初期，鄔滄萍所在的人口所是聯合國重點資助機構，成為全國人口學的研究中心、資料中心。人口所從開始招收研究生到最早招收本學科本科生，再到定為中國人口學教學與培訓中心，規模影響日益擴大。在先后五次頒發的“中華人口獎”中，人口所一共有四人次獲得，第二屆頒給了鄔滄萍。
近幾年，從民間到全國“兩會”，關于調整人口政策的呼聲日益強烈。對此，鄔滄萍教授說：“嚴格控制人口還是利大于弊，不然中國絕沒有今天這段發展機遇。”他遺憾于全社會沒能一開始就全面認識人口問題，至1980年第一個人口高峰下所提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已是沒有選擇的不得已而為之。
首創：建立中國老年學
因為子女都在美國，鄔滄萍教授如今是名副其實的“空巢老人”。每天早晨7點左右，小區居民就能看到他出現在健身場鍛煉。
“我記憶里面從來沒有因病住過醫院，沒有請過病假，沒退休的時候每天都是十二點以后睡覺，經常出國坐飛機，一下飛機就參加會議。”鄔滄萍教授笑言，退休以后更有時間做課題和指導研究生。他希望身體力行，把研究的認識運用到自己倡導的健康老齡化。
人口的發展變動是有規律可循的。1982年，邁入花甲之年的鄔滄萍教授就已認識到，計劃生育的實行、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必然會加速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
“中國學者應該好好研究老年學，為十幾年、幾十年以后應對人口老齡化做準備。”鄔滄萍教授決定投身老年學研究。當時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控制人口，很多人覺得人口老齡化是發達國家特有的現象，也有人認為開展老年學研究對計劃生育大局不利。
在反對的聲音中， 1987年，《老年學的形成、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一文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發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篇全面系統的老年學文章。
在11頁篇幅、6000多字的長文中，鄔滄萍教授指出，老年學已是一門為國內外公認的獨立的學科，是一門既包括自然科學又包括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科。文中探討了老年學的科學體系，提出國內外比較成熟的老年學分支學科包括老年醫學、老年生物學、老年人口學、老年經濟學、老年社會學、老年心理學和老年精神病學等。
在國家教育部門和學校的支持下，鄔滄萍教授開始招收人口老齡化和老年學方向的研究生，新中國第一個老年學課程、第一部老年學專著先后開設、出版。
2004年，幾經籌備的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是教育部批準的中國高校第一個老年學專業培養機構。由此，中國老年學學科建設正式拉開帷幕。
老年學研究所集中了鄔滄萍、杜鵬、姚遠等一批國內一流的老中青學術力量，先后承擔了聯合國、國家社科基金、國家統計局、北京市老齡委等各層面的重要研究課題和委托課題，諸多成果獲得國家級或省部級獎勵，出版的《社會老年學》、《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的中國老年人》、《中國家庭養老研究》、《家庭養老制度的傳統與變革》等一系列教材和研究成果，已經成為國內開展老年學教學研究的必讀書目。
在鄔滄萍教授主編的《老齡社會與和諧社會》中，針對老齡化問題系統地提出了法律體系、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健康維護等各方面建議，強調經濟發展戰略要和人口戰略協調好，認為有兩個基點可以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健康老齡化。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個大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患了發達國家的病。”在鄔滄萍教授看來，作為一個趕超型的發展中國家，在相當一個階段，需要將資金更多地投入社會經濟建設，還做不到在老齡化等領域的大規模、大比例投資。
“未富先老的獨特社會背景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就意味著在面對未來‘銀發浪潮’時，應該結合中國特色，走出一條積極應對老齡化之路。”鄔滄萍教授建議政府和社會共同發力，探索建立適應老齡化趨勢的社會機制，其間要注重發揮老年人的人力資本優勢，老年人自身也要倡導科學健康的生活理念。
“老馬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鄔滄萍教授聲音洪亮，慨然自勉，“報效祖國，回報社會，這就是我堅持的目標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