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伊朗人為何比中國人更有民族自豪感?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副院長，刊于2014年10月27日觀察者網(wǎng)。
自從2年半前來過一次伊朗后，我就希望能夠再來一次。這個國度的迷惑力今天終于“得逞”了。盡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陳舊，也看到過一些處在貧困中的民眾，而且它對美國的強硬立場我也很難苛同，但我的內(nèi)心告訴自己或許應該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內(nèi)容。
一出機場，來接我們的德黑蘭大學教授漢森姆就開始對這兩年來伊朗的變化大加介紹，還大力地推崇德黑蘭城市的“huge(巨大)”。我與同事J說，他們怎么能有這么多自豪感呢?要是中國人接外國人的話，會這么說嗎?
這可能是一種好奇心吧。古羅馬歷史學家波里比烏斯說過，有時候歷史學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國的崛起所激發(fā)的。這位生于公元前2世紀漢尼拔征戰(zhàn)意大利時期的偉大歷史學家，曾經(jīng)記述了早期羅馬帝國的歷史，尤其是記述布匿戰(zhàn)爭而成就了他的學術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時間里，整個世界就臣服在羅馬的無可置疑的權威之下。對于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人，無論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產(chǎn)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伊朗人覺得，伊朗已經(jīng)是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
這種崛起的驚訝的確足以讓任何一個歷史學者著迷。當年希羅多德寫阿黑門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阿拉丁•朱威尼寫蒙古帝國的閃電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歷史》一書都曾表達過這樣的驚訝與好奇。我這位本科學古代中國史的人，應該跟古代前輩歷史學家們的感覺時是一樣的吧。我覺得，我的好奇問題必須要從那些只能從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伊朗人的深厚的民族自豪甚至文明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現(xiàn)實基礎的，甚至有種超越未來感。從1840年以來，尤其是1919年以來，中國過度式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對目前中國人的民族心態(tài)影響深遠。比如，大多數(shù)中國國際關系專家會很坦誠地說，中國雖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個地區(qū)大國(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澤東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難有底氣說，中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但是伊朗人不一樣，上一次，我在首都德黑蘭、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聽到有伊朗學者反問，中國經(jīng)濟總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國呢?伊朗就是一個世界大國，伊朗的能源控制與影響力可以覆蓋整個世界，這樣的能力只有世界級強國才能擁有。
在一些務實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或許是某種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導致其目前國際處境窘困、被歐美國家制裁數(shù)十年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應該是對的，因為中國人骨子里就講究“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有任何中國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樣看似雞蛋碰石頭似的“傻事”。
歷史應該也證明了這種觀點。同樣是1979年，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沒有爆發(fā)過戰(zhàn)爭，堅持和平地發(fā)展，與西方國家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迂回博弈，卻又不撕破臉面。同年，伊朗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霍梅尼伊斯蘭革命，與歐美國家的關系卻單向化為連年的制裁與反制裁，還進行了一場死傷無數(shù)的、悲烈且殘酷、長達8年的兩伊戰(zhàn)爭。中國和伊朗，同樣擁有古老文明、區(qū)域內(nèi)國土面積最大、號召力一度最強的兩個國家從1970年代末開始了不同的民族命運。
但歷史就像一張唱片，不只有A面的闡釋，還要有B面的解說。20多年前，中國也曾受歐美國家的經(jīng)濟聯(lián)合制裁，兩三年以后，這種制裁就被徹底突破了，這可以理解為中國外交靈活與妥協(xié)藝術的表現(xiàn)。但伊朗人卻在歐美制裁中恍然間生活了30多年。2012年號稱歐美國家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來臨時，伊朗朋友卻回答：30多年我們都過來了，我們還怕多一次嗎?
所以，當我們論述對外來沖擊的承受力，與伊朗人相比，中國人是缺乏底氣的，中國人對外部的互聯(lián)網(wǎng)價值、金融沖擊、能源波動、貿(mào)易投訴甚至外界輿論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難令人滿意。盡管我們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斷累加，但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渦中，讓我們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關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超級大國的一舉一動，甚至他們的一言一行。我們在乎外界反應有時甚至超過對國內(nèi)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時候，中國都有種“內(nèi)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維時期的伊朗與西方的關系如膠似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卻是如臨大敵。但現(xiàn)在的兩國處境再次印證了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紀初的伊朗與西方關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槍走火，而中國與西方之間卻是相互依賴，甚至同舟共濟。
我問過好幾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員老百姓商人，為什么中東那么多國家，只有你們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們的眼神與語調(diào)通常充滿著堅定、堅持與堅強，“他們那些國家是完全地投降給西方，沒有尊嚴”、“我們需要平等與尊重”、“只有我們是擁有獨立外交的國家”等等，聽著這些言語，會很容易明白，30多年來當代伊朗史的核心詞句其實就是“尊嚴需求”。
這種需求不正是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需求都得以滿足之后的更高一個層次的需求嗎?如果可以這么理解的話，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應小覷伊朗這個國度潛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爆發(fā)力。因為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實現(xiàn)需求”正好排在“尊嚴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夠堅持著自己的“尊嚴追求”了。
相比之下，過去30多年當代中國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卻是夾雜著自豪與憋屈、混搭著進取與妥協(xié)、揉合著狂放與隱忍的歷史。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從國家發(fā)展的一個橫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驕傲或自卑、歡樂或憤怒、得意或不滿，這種復雜的五味雜陳或許只有通過中國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從這個角度看，伊朗的發(fā)展可以成為中國發(fā)展的一面鏡子，這鏡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國崛起的成績、沉穩(wěn)甚至偉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國現(xiàn)狀的痛苦、搖擺甚至窩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鏡，大家彼此平視，彼此借鑒。這種平視或許比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平視更容易一些，因為中國人對歐美國家的仰視、歐美國家對中國人的俯視帶有差不多200年的歷史慣性，不容易糾正。中國與伊朗的相互平視，中國人卻擁有主動權。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多發(fā)掘伊朗人的歷史與文明源頭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