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高考權威，不如鼓勵教育平等競爭
2009年06月08日 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南方報業網
6月2日，教育部學生司副司長姜鋼透露，今年高考報名人數約為1020萬，比去年約減少40萬，將有84萬應屆畢業生不參考。
雖然姜鋼非常明確地“不同意”將高考“遇冷”歸咎于就業難的結論，而且高考報名數減少，也確實與適齡人口的減少有密切關系——— 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我國應屆高中畢業生為849萬，今年則減少到834萬，而到明年則要銳減到803萬——— 但84萬學生棄考，還是讓教育部門和高等教育頗為“尷尬”。從報道可見，教育部門維護高考權威地位的心情躍然紙上。
我們可以理解這種心情。但是，對于政府教育部門來說，考生選擇高考，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或者不選擇高考，接受其他形式的教育，如自學考試、網絡教育；甚至直接就業，今后在工作中接受終身教育，都是平等，沒有高低之分的。維護高考權威本身意味著，上述各種教育形態并不平等，在學生的成才選擇中，唯上大學是尊，在學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中，唯普通高等教育是尊。
而這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大學學歷“國家承認”制。為維護高等教育學歷與學位的嚴肅性，自恢復高考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學歷與學位，就采取“國家承認”的方式。簡單地說，每所得到國家授權的學校，是代表國家向考生頒發學歷證書與學位證書，所以普遍存在“國家承認學歷”一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更是國家統一印制，據說是為了方便用人單位“驗明正身”———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不是“過硬”的。
“國家承認”在高等教育發展歷史中，確實曾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統一標準、規范高等教育，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其弊端逐漸顯現。
由于“國家承認”，所以政府部門深感“責任重大”，把本應關注所有國民教育以及更多關注義務教育的資源投向高等教育，以至于到2004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超過2000萬，達到世界第一，可九年義務教育卻未普及，直到2008年，才做到義務教育全部免收學雜費；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逾越舉辦者的權限，直接參與辦學，而直接的理由就是保障“國家承認”學歷的貨真價實，在“國家承認”之下，統一高考、統一入學標準、統一教學要求、大學行政評估也就順理成章，與之對應，高校沒有辦學自主權，無法自主招生、自主培養，最后“千校一面”。
在一些高校辦學者看來，“國家承認”反過來成為劣質教育的保護傘。獲得政府許可而舉辦的學校，只要招生納入高考計劃體制之內，學生順利畢業，獲得的就是“國家承認”的學歷。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有的學校不關心辦學質量，而關心能否獲得“國家承認”，學校一旦獲得“國家承認”，回報給學生的就是那張證書，怎可實行“寬進嚴出”或者“嚴進嚴出”，對不合格學生進行淘汰？
在封閉的計劃體制之中，“國家承認”是有效的，甚至還可以通過體制的力量，來維護“國家承認”的權威，比如對于“專升本”、研究生入學，沒有“國家承認”的相關學歷，就沒有資格報考；一些用人單位對應“國家承認”制度，紛紛提出對用人的學歷要求，以優化人力資源結構為借口，實行明顯的學歷歧視。此乃“學歷情結”的根源。
可是，自2002年以來，手握“國家承認”大學文憑的大學生，就開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今年84萬應屆生放棄高考，不管是出于何種原因，都表明“國家承認”的學歷，價值正在貶低。
對于國家教育部門來說，是到應該重新審視“國家承認”學歷對教育發展的消極作用的時候了。從各類教育的平等發展說，“國家承認”不利于教育的平等競爭；從高校的辦學自主權來說，“國家承認”不利于增強高校的競爭意識；從打破學歷社會走向能力社會，拓寬每個人才的成才道路來說，“國家承認”也是很大的障礙。也就是說，升學教育模式的蔓延，學生的成才路狹窄，高等教育的質量下滑，求學的回報降低，都與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高考棄考與大學生就業難的沖擊下，我國的學歷與學位制度，應該順勢改革，從“國家承認”、評價人才，轉變為國家審核學校辦學資質、監督學校依法辦學、學校自主授予證書(學歷和學位兩證合一)、證書由社會承認。也就是說，某所學校經審核具有授予某種學位的資質，它可在政府監督下招生、培養，發給學生畢業證書，這個證書不是國家承認，價值高低由社會評判。在這樣的教育中，政府負責為所有教育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為受教育者創造多元的教育選擇與成才選擇；而學校在失去“國家承認”之后，將努力為受教育者提供學歷之外的教育內涵質量回報。如此，“學歷情結”將逐漸破解，教育的競爭機制將逐漸形成，教育的發展也才有全新的局面。在我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制訂中，期望能對此有所思考與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