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高校教育改革應在更開放環境中進行
2008年12月08日 中國青年報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30年來，尤其是近1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稱奇。在回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進一步探究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的改革開放之路如何走，在今天或許是更重要的。
在我看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統目前還開放得不夠。
這首先表現在現有的高等教育其實并沒有做到對學生完全的開放。在大學內部，學科壁壘現象嚴重，不同學科之間的大學生在專業方面鮮有交流，一些在研究方面非常活躍、頗有建樹的教授卻沒有活躍在大學的講壇上。
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局面？
不妨先看看傳統的高等教育。長期以來整個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唐代韓愈之師說，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基本含義亦是如此。這兩個基本功能毫無疑問是必需的。但僅僅只有這兩個功能，還稱不上好的教育。
在我們的傳統中，一個大學教師，把一門課講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應該算是一個好教師了。然而更好的教育難道不應該是進一步開啟學生的心靈、啟迪學生的智慧嗎？
在我們的傳統中，講究師道尊嚴。學生尊敬老師天經地義。問題是這種尊重不能泛化到教學上，不能以喪失學生的主動性、質疑能力等為代價。
在我們的傳統中，教與學本質上是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教學自不待言，即便是實踐環節，包括很多學校開展的課外創新活動，學生也基本上是在老師確定的框架中進行的。這樣的實踐對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通常為學生設計了完整的專業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有必修課、選修課；不僅有本專業的課，還要選修外專業的課。基本的體系應該有，但是除了必要的體系，是否還應該給學生更大的空間而不至于讓學生封閉于某個體系之中呢？允許選修外專業的課程雖然給予了學生一定的開放，但學生依然處于相當嚴重的束縛之中。
試想，如果讓不同專業的學生在一起，為某一個課題或項目協同工作，他們由此而進行的相互學習、交流所得到的知識空間和知識開放程度，恐怕遠大于選修一兩門外專業的課。對大學生而言，這是打破學科壁壘的一種很好的途徑。
還可以進一步審視眼下各個學校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幾乎所有教育改革的進程都是完全由教師和教育管理者主導的。其實教與學的活動主體是教師和學生，二者缺一不可。既然如此，教育改革的進程為什么不能對學生開放一些呢？
可見，我們有太多的方面需要對學生開放。對大學生開放，教師不能只是傳道者，不能成為絕對的尊者，不能處處以自己為中心；對大學生開放，學生不能只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不能封閉在自己的專業中，更不能只是教育改革的旁觀者。
另一方面，我們的高等教育對社會和業界的開放程度也明顯不夠。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上，曾有過一段對社會或業界非常開放的時期。誠然，在開門辦學的那個階段，出現過否定基礎理論學習重要性的“左”的表現，但是，在反省之后決定強化基礎訓練時，原來重視與社會、業界聯系的積極一面就像洗澡水一樣被我們潑出去了。近年來，教育部以及很多學校都在強調加強實踐，各個學校的實踐條件在本科教育評估的促進下也改善了許多。然而很多學校卻將學生的實踐環節更多地封閉于學校之中。殊不知學生在社會和業界的實踐是校內實踐不可替代的，也是完全不能比擬的。我認為，如果因為校內實踐條件的改善而把學生的實踐置于更加封閉于校園環境之中，那將是高等教育的災難。
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包括一些著名大學紛紛推行“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理念。這種理念的基本思想是讓學生把社會服務與專業學習結合起來。如果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讓學生認識和體會社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與需求，除了結合專業知識學習之外，可以增強學生的公民意識、責任意識。這難道不是更生動、更有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嗎？
很多大學已經把社會服務作為其基本職能之一，也就是說要實現大學向社會的各種形式的知識轉移。然而人們卻忽視了另外一個重要的知識轉移，即社會或業界向大學的知識轉移。應該有更多的社會或業界人士走上大學的講壇，不僅是講座，還可以包括授課。此外，在大學生的課外創新實踐活動中，業界人士提供的指導咨詢對于學生亦將大有裨益。
更進一步，大學的教育改革中，應該有社會或業界人士的參與。他們對社會或業界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以及什么樣的知識結構等方面無疑應該有很大的發言權。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封閉于學校之中進行的。
總之，高等教育需要進一步開放。只有更加開放，高等教育生態系統才會更有活力，更富于生命力，大學生才會受到盡可能好的教育。
作者小傳：
李培根，華中科技大學校長，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博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從事機械與制造領域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專著4部。
